喜报 | 杨修娜、史新杰、李实合作论文获《经济科学》2023年度优秀论文

居民收入提高和收入分配改善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通常人们能够接受由努力带来的收入不平等，但较难接受由制度歧视、家庭背景等不公平因素导致的机会不平等和收入差距，后者往往是引发社会矛盾的主要因素。以机会不平等为分析工具，能够有效地从“收入差距过大”中将“收入分配不公”因素抽离出来，进而更加明晰阻碍我国实现共同富裕的制约因素。根据Roemer(1998)，影响收入不平等的因素可分为两类，一是个人通过努力、选择可以改变或掌控的因素，二是个人无法改变或掌控的外界环境因素或机会。第二类因素导致的收入不平等，即本文关注的“机会不平等”。

基于对历年中国居民收入调查（CHIP）数据的分析，本文研究发现我国居民收入机会不平等的绝对水平在近二十年呈下降趋势，机会不平等导致的收入不平等占整体收入不平等的相对比重，也从2002年的31.7%下降到2018年的17.7%。从国际视角看，2018年我国居民收入的机会不平等程度处于中低水平，低于多数中等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但略微高于英国和美国，明显高于北欧国家。

关于引致机会不平等的因素：地区（东、中、西）因素、出生时的户籍类型的影响有所下降，这与我国近些年户籍制度改革以及逐渐放宽阻碍人口空间流动的政策有关。个体特征（性别、年龄）的影响逐渐加剧。父母特征 （教育、职业） 的影响一直保持高位甚至有上升势头，教育代际传递对不平等具有不容忽视的影响。

2002年时人们通过“努力”在一定程度上还可以缩小收入差距，而20年后则相反，现如今出生于不利环境的弱势群体越来越难以突破不利环境的约束实现更高努力进而改变命运。人们随着年龄的增长面临的机会不平等程度逐渐加深，出生时的环境因素导致的机会不平等具有累积效应。出生时拥有农村户籍的人群内部存在的机会不平等相对更高。

与现有文献相比，本文主要有如下三点贡献：第一，本文关注的年份跨度比现有文献更长且更新，涵盖了我国经济增速相对较快的时期（2002—2013年）以及增速相对较慢的时期（2013—2018年），这也是教育普及率相对较低和较高的两个时期，以及对人群空间流动的限制较大和限制逐渐放松的两个时期。第二，2002年、2013年、2018年这三年CHIP数据都有丰富的变量信息，使得本文可以在分析时纳入更多反映环境因素的关键变量，估算结果也相对更精准。第三，本文不仅分析了全国的机会不平等，也比较了出生于农村、城镇家庭的居民分别面临的机会不平等程度有何差异，还分析了每个出生组人群随着年龄增长面临的机会不平等程度的变化趋势。

本文发表后在学界得到广泛关注，被新华文摘和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基于本文机会不平等分析框架延展的相关论文在《经济研究》和《管理世界》等期刊发表；获得“中国农村发展研究奖”以及“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等荣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