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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边疆在整个国家安全战略中具有重要地位。在全球化、信息化时代，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中国在由区域性大国向世界性大国迈进的过程中，国家利益也在不断拓展。中国边疆不仅面临着领土完整和主权统一等传统安全威胁，也面临诸多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挑战。新形势下，只有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确立以人民安全与国家安全辩证统一为边疆非传统安全治理的价值支点，以国家安全为分界点，安全治理向内下沉至人的安全、社会安全，向外拓展至周边安全、区域安全、国际安全与人类安全，才能有利于为边疆非传统安全治理的“选择性安全化”提供价值排序参照，对非传统安全问题进行科学、适度与合理的治理。
【关键词】边疆；非传统安全治理；人民安全；国家安全；价值支点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重大招标项目“边疆地区非传统安全法治体系研究”（20＆ZD176）。
【作者】谢贵平，浙江大学区域协调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杭州，310012。;
中国边疆地区地域辽阔，资源丰富，邻国众多，民族多样，文化多元，在整个国家安全与发展战略中占有重要地位。在全球化、信息化与市场化的时代背景下，边疆地区面临的传统安全威胁依然存在，而非传统安全威胁则日益凸显。边疆与国家息息相关，关系到国家统一、领土完整、民族尊严和国家安全。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我国由地区性大国向全球性大国迈进，边疆地区成为对外开放的门户、前沿与通道，也成为国内外矛盾交汇的重要区域与安全风险的叠加地带，面临越来越多的风险与挑战。边疆非传统安全不仅关涉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不同议题领域，而且关涉地缘、利益、认同、网络、话语、价值等不同安全场域；不仅关涉到显在与潜在安全，而且关涉到当下与未来乃至代际的安全，还与人的安全、社会安全、国家安全、区域安全、国际安全及人类安全问题密切关联。以往边疆非传统安全治理研究多侧重于具体议题研究，而对于边疆非传统安全治理的重要问题如“什么威胁安全？”“威胁谁的安全？”“谁来维护安全？”“如何维护安全？”“边疆非传统安全治理的价值支点是什么？”等缺少系统的研究。新时期，在中国语境下，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确立以人民安全与国家安全的辩证统一作为边疆非传统安全治理的价值支点，有利于为诸多边疆非传统安全治理的“选择性安全化”提供价值排序参照，有利于不同类型、不同层次、不同领域和不同场域的重点、急迫和亟须解决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及时进入决策视域并得到进行科学、适度、合理的治理。安全关涉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方方面面，是人类自身最基本的需求和最优先、最重要的公共资源与公共产品，也是国家追求的最基本价值目标。安全在不同的时空背景下具有不同的意义，不同国家、不同场合、不同时代，面对不同问题，人们往往对“安全”也有不同的解释，安全观也是动态发展变化的。国家安全是指国家安全利益不受威胁、侵害和破坏的一种状态，也指国家防范外部军事入侵和攻击，保证国家独立、领土完整、社会生活和基本价值观等不受损害的能力。国家安全的含义不是固定不变的，是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时代议题转换等具体的情境不断调整的。在安全概念扩展前，国家安全往往跟战争与和平紧密相关。自国家产生以来，国家对其面临的各类安全威胁一般通过国家的强制性措施主要是军事武力的方式加以解决。现代国家安全起源于欧洲，它以主权国家为中心、以军事手段维护为主要特征。传统国家安全主要指一些传统意义上的“高政治”领域问题，如国防问题、领土纠纷、主权问题、国家之间的军事态势等。这些问题事关民族、国家与政权的生死存亡，因而向来被认为是国际社会安全中的核心问题。传统安全观将安全理解为国家的安全，坚持国家安全至上。国家安全就是要保卫国家领土、主权不受侵犯，保护国民和政权不受侵犯，并认为国家安全受到的威胁来自其他国家，安全问题是国家间的战争问题，获得安全的手段是依靠军事力量。国家是安全的主体，维护国家安全的手段主要是威慑对手和对抗外敌入侵，以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因此，增强自身实力，削弱对手实力，通过均势与结盟等方式是获得国家安全和维持国际秩序与和平的重要手段。现实主义安全观认为，安全的首要目标是保证民族国家的生存和发展，保证其不受外来的攻击和侵略，也不受内部的颠覆。新现实主义安全观是对传统现实主义安全观的发展和补充，其仍然坚持以国家为中心，但认为国家最关注的是安全而不是权力。新现实主义安全观开始强调经济因素对国家政治和安全的影响，主张将经济因素纳入安全研究的范畴。还有一些新现实主义安全者认为，国家通过更大的合作可以改变安全困境，应该考虑到邻国的利益。由此可见，传统安全观奉行“国家中心主义”，强调民族国家是国际社会的主要行为体，国家是安全的主要指涉对象，认为国家安全的威胁主要来自其他国家的政治、军事与非军事（包括经济、社会、环境等）威胁，国家安全的主要追求是国家的生存、领土的完整、主权的维护以及国内秩序的稳定，国家安全的维护主要依靠军事力量。国家成为国内民众安全的庇护者，没有国家的安全，其他行为主体的安全也难以实现，国家安全就是民众个体的安全，民众个体的安全必须依靠国家来保护。不充分考虑其他国家行为体的安全，将人的安全议程排斥在外，认为人的安全必须服从国家安全，为了维护国家安全甚至可以牺牲人的安全。联合国发展署将“人的安全”（human security）概念界定为：免于诸如饥饿、疾病和压迫等长期威胁的安全，获得在家庭、工作或社区等日常生活中对突如其来的伤害性骚扰的保护，并提出了人的安全七大要素：基本收入有保障的经济安全，确保粮食供应充足的粮食安全，相对免于疾病和传染的健康安全，能获得清洁水源、清新空气和未退化耕地的环境安全，免遭人身暴力和威胁的人身安全，文化特征得以维持的共同体（社群）安全、基本人权和自由得到保护的政治安全。由此可见，人的安全概念的提出是对传统国家安全理论的丰富和扩展。这里的“人”，是相对于国家而言，既包括作为个体的人，也包括作为整体“类”的人。“人的安全”是指整体的人类、群体和个体的人的生存和发展的权利不受威胁和侵害的状态，是安全领域的人本观念，关注的是现实中的人，强调人的需求和人的权利。人的安全的最大关切是对个人及群体生存、生活、生命的保障，对价值和尊严的关注，摆脱由于饥饿、疾病、犯罪等带来的对生命安全的威胁，从而使人免于身体伤害、心理损害、财产侵害、社会迫害、生存灾害。脱离人的生命安全或否定人类的生命价值去谈论国家安全问题，毫无意义可言。人的安全研究将个人视为分析单位，关注的是人面临什么样的威胁；寻求个人的安全与自由，以及人民的福祉；对人的安全的威胁包括直接来自外部国家或非国家行为体，也来自国家内部，人的安全治理需要通过合作和发展来达成。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人的安全越来越成为跨国性非传统安全研究的核心议题。“人的安全”研究试图整合国际体系层面的“人类安全”、国家体系层面的“国民安全”、次国家层面的“团体安全”和个体层面的“公民安全”，将“人的安全”和普通人日常生活的安全视为国家安全的根本目的。在中国语境中，人的安全的实质就是人民安全，是一种“以人为本”的安全视域，其最大关切是对个人及群体生命和生活的保障。《书经》中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孟子所言“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等均是“人的安全观”的朴素体现。《中国共产党党章》规定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也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2014年4月15日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提出，“必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坚持以民为本、以人为本，坚持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真正夯实国家安全的群众基础。”这也是中国第一次以政策文件形式，明确了当前我国国家安全议题的基底是人民安全。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强调提出，“坚持以人民安全为宗旨”“必须坚持人民至上”“我们要站稳人民立场、把握人民愿望”“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维护人民根本利益”“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充分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等系列表述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把人民安全放在国家安全的重要位置。在全球化、信息化和网络化时代，在人类命运共同体语境下，各种非传统安全威胁日益凸显，人与人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人与安全之间的议题越来越多元，与人民日常生产生活相关联的各种安全问题正越来越多地被纳入国家安全的范畴，人的安全越来越成为国家安全维护的重要内容。人应该成为全球、地区、国家不同层次安全维护中予以把握的安全指涉对象，在我国，人民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石。总体国家安全观中，人民安全并非一个具体领域，而是在各领域之中有所体现，各领域安全本质上都是该领域的人民安全。因此，人民利益和人民安全是“源”，其他所有方面的利益和安全是“流”；人民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元价值，其他安全则是由人民安全派生出来的，其他安全的意义和价值只有源于人民安全和人民利益才有意义。二、国家安全与人民安全治理价值取向的不同争论及其思考
“非传统安全”概念的提出，将国家安全的外延从传统的领土、领空、领海的边界拓展到了任何与人的安全和社会安全相关的领域，是对以主权安全、领土安全为核心的传统安全观的颠覆，带来整个安全观的转型。安全概念的扩展，引发了非传统安全理论流派对国家安全和人的安全价值取向的不同争论。（一）“国家安全”与“人民安全”价值取向的不同争论非传统安全问题属于现代国际政治的范畴，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才逐渐被广泛用于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领域的一个概念。新自由制度主义研究代表人物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在承认国家角色重要性的同时，更注重其他角色如跨国公司和国际组织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他们认为，传统的国家和国际安全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军事安全问题不再始终居于议事日程的首位。可以通过国家之间的合作摆脱国家安全困境。国际制度安排可以对国家行为进行规制，并通过谈判、合作达到互信来减少彼此间的恐惧感。批判主义安全观认为作为个体的“人”才是安全的最终指涉对象。强调应从传统防御外来敌对国家的军事侵略转向对全球生态系统以及人的福祉的保护上来。但批判主义安全观对国家安全的过度批评，对人的解放的过度强调，很难适合现实语境。哥本哈根学派认为：“个人的安全陷入了一个悖论，它部分依赖于国家，又部分为国家所威胁。”和外部威胁相比，国家有时可能成为对公民生命安全和福祉的直接威胁，“国家不再是安全的目标而成为维护安全的手段”。他们认为，和外部威胁相比，国家有时可能成为对公民生命安全和福祉的直接威胁。后结构主义安全观则把国家与其他安全行为体对立起来，认为国家不但是安全威胁的来源，而且实现安全还要以消除国家为前提，这种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的认识论导致其理论研究出现诸多新的困境。西方非传统安全理论流派超越传统国家安全的本位与追求“人的安全”的取向十分明显与强烈，大多过分地强调人的安全、人的尊严、人的需求与人的权利，认为即使国力最强大的国家，也未必就是最安全的国家，国家不再是安全保障的主体，而是产生安全问题的根源，安全的最终指涉对象应该是个体的“人”。认为国家安全的核心不是国家尤其不是政权，而是现实中的“人”，并将个人安全置于国家安全之上，这种安全观同样具有明显的局限性。上述二元割裂的以单一“国家安全”或“人的安全”作为安全治理的价值支点的思想认知难以统一，使得安全治理在实践过程中往往顾此失彼。在非传统安全研究视域中，“人”与“社会”是其主要指涉对象，“人的安全要求人的身体没有受到伤害、心理没有受到损害、财产没有受到侵害、社会关系没有受到迫害、生存环境没有发生灾害；社会安全要求社会正义能得以伸张、社会公平能得以体现、社会矛盾能得以化解、社会冲突能得以调适、社会和谐能得以实现。”其提出了一个具有补充性的视角，即安全治理的价值追求和安全维护的核心是“人”，人的安全是非传统安全维护的价值支点。本文认为，非传统安全治理的科学理念和思维是把传统安全研究的以国家安全为中心转向以人和社会即人民安全得到保障基础上的国家安全。人的安全的概念内涵及外延既可以是横向层面的安全领域的扩展，包括大量诸如自然灾害、流行性传染病、贫穷、事业、有组织犯罪等，也可以使安全主体从民族国家向外（他国、国际）、向内（人民、个人）两个层次的纵向延伸。人的安全“不仅是通过武力来实现的安全，而且是通过发展来实现的安全；不仅是国家的安全，而且是个人在家中和工作岗位上的安全；不仅是防御国家之间的冲突，而且是防御人与人之间的冲突”。由此可见，人的安全概念的提出是对传统的国家安全理论的丰富和扩展。统合传统安全观与非传统安全观来审视，国家安全与人的安全既有统一的一面，也有冲突的一面。任何个体、组织、国家乃至国家联盟等，如果脱离了人的安全这个根本，抽象地谈论自身的安全，最终只能是损害自身的安全与利益。“人的安全应是安全治理的价值追求与安全实施维护的核心。”真正的安全只有通过人民和集体才能获得，只有他们不被安全所剥夺，只有人获得了安全，国家才能获得持久安全。维护人的生命安全和确保其顺利发展的权利是所有安全行为体寻求自身安全的根本，也是安全问题的共性或根本属性。一国之内个人是否安全，是一个国家是否尊重民本、民生最直接的体现，人的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目的。“没有人的安全，社会不会和谐，世界难以平静。……对人的安全的重视，体现的是国家安全治理能力的提升，强调的是安全是发展的核心、人是安全的价值基点，凸显的是人的安全相对于国家安全和全球安全的重要意义。”另一方面，国家安全也非常重要。约翰·洛克在论述到政府的目的时说道：“人们之所以联合成为国家并服从政府强大的统治，最重大、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保护他们的财产。”个人安全在众多因素当中首要依靠国家安全，如果国家没能保证最低水平的安全，其境内个人的安全也势必受到威胁。只有政府在就业、教育、健康和社会安全等领域保持政策的连贯性，相关领域下的人的安全才能得以保证。涉及公共物品的人的安全需要国家行为做保障，使得每个公民都能使用公共物品。国家既是民众安全的“容器”,也可能成为其障碍或威胁的来源。在现代主权国家结构中，国家仍是维护人的安全的主要力量，但其有时不能充分完成保障维护人的安全使命，甚至有时会成为威胁本国人民安全的源头；同时，在特定情况下人的安全可能与国家安全还存在着不一致甚至冲突的状态。因此，国家不能被视为人民安全的唯一保护者。在国家安全与人民安全的关系处理中，任何二元对立和顾此失彼的思考都有失偏颇。综而言之，人民安全与国家安全无法相互替代，它们既有可能相互冲突也有可能相互兼容、更有可能有效互补。促进人民安全有助于社会稳定从而巩固国家安全，而国家安全则能为人民安全提供保障和基础。“人的安全是这种总体安全的基石和出发点，也是安全价值追求与安全实施维护的核心。”实现人民安全,不能否定国家的主导作用，国家作为人民安全的保障者依然重要，国家仍旧是安全的基本提供者。“任何安全概念如果忽视了‘国家’层次上的安全认同，排斥在安全建设中的国家利益主导，客观上只能导致‘虚无主义’。”在全球化背景下，在非传统安全威胁日益凸显的当下，以维护国家安全为核心的传统安全观并未因此而衰退。人民安全与国家安全相互补充、相互依赖而存在，非传统安全虽然强调人民安全，但并不否认国家安全尤其是政权安全的重要性与必要性。中国边疆国境线绵长，海陆空开放口岸众多，区情、社情、民情、舆情、敌情与地缘政治环境异常复杂，随着现代科技的迅猛发展、立体化交通及信息网络与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以及“一带一路”倡议和建设的推进，资金、商品、信息、交通工具与人员在全球范围内加速流动，边疆非传统安全的内涵外延日益丰富，时空领域不断拓展，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凸显，并与国家安全、人民安全息息相关，交织交融。“当前我国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中国由区域性大国向世界性大国迈进，边疆由传统的边远边缘地带成为对外开放与交流交往的前沿、通道与窗口，也成为国内与国际两种风险的叠加地带，面临着国际恐怖主义、国内外敌对势力与反华势力的渗透、颠覆和破坏，外来有害生物入侵，核生化放射物质和重大传染疫病疫情跨境传播，跨国走私与贩毒，洋垃圾入境等诸多非传统安全威胁的严峻挑战。这些边疆非传统安全威胁既包括领土主权、政治外交等“高政治”领域，也包括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低政治”领域；既有显在的安全问题，也有潜在的安全问题，还有未来的乃至代际的安全问题。一是以“资源战”“文化战”“信息战”“贸易战”“舆论战”等隐形战争为表现形式的“非传统战争”不断凸显；二是以外来有害生物、重大传染疫病疫情、核生化危机、洋垃圾跨境传播所造成重大复合型灾害的“非常规灾害”急剧增多；三是一些社会矛盾解决的动机、手段和方式失当或不当导致社会矛盾复杂化、尖锐化，由常态危机应对失当或不当而引发的复合性、系统性和异质性冲突的“非常态危机”极易爆发；四是由政府决策不合理或执行部门执法不当、不同族群之间由于生产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价值观念等差异等引发的“非敌意冲突”不断增加；五是威胁主体难以确认、威胁源头难以判定、威胁过程难以追踪、维护手段难以精准的“非预见风险”难以防控。这些非传统安全威胁与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叠合交织，具有复杂多元性，甚至动态转化、互为影响，直接威胁与间接威胁并存，显在威胁与潜在威胁共生，能以非军事、非武力、非对称、非杀伤、非暴力、不流血、非直接对抗等方式，通过边疆内联、中转、外溢、前伸、后延可以向内漫延至内地其他省区，向外漫延至周边国家、国际社会乃至全球，不仅对生态环境、物种安全与民众的生命健康、社会结构、政权稳定构成整体性、持续性危害，还可能在无形中给国家和国民带来巨大的灾害及各种人道主义灾难。那些潜在的、无形的乃至代际的、具有巨大危害的边疆非传统安全威胁往往难以被民众所认知，也难以及时进入国家治理的决策视域，极易错失治理的最佳时机，从而可能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和损害。（二）边疆非传统安全与国家安全、人民安全之间的关系中国边疆是统一多民族国家和多元一体中华民族形成、发展的产物和有机组成部分，也是国内外矛盾交汇的重要区域，牵涉到国家安全与发展的全局，在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在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国家统一和国家安全方面具有重要意义。边疆作为靠近国界的领土或国家疆域的边缘，是捍卫国家安全的战略屏障，与国家安全密不可分。今天的边界、关口、边境等是国家主权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和象征，无论是何种形态的边疆，都是由国家主体来确定的。边疆是国家的边疆，国家属性是边疆的根本属性。边疆非传统安全越来越多地与国家战略、民族文化、科技进步、人口资源、地缘政治、国际关系等交织在一起，涉及生态安全、经济安全、金融安全、资源安全、环境安全、文化安全、国际恐怖主义、跨国犯罪、民族宗教问题、认同问题等，边疆非传统安全与国家安全在构成要素上交错重叠，息息相关。人，既指单个的人，也指群体的人。每一个集体、组织、族群乃至社会、国家等无不由单个的人组成。人既是最重要的生产力，也是生产关系中最活跃的因素。人，既是安全维护的主体，也是安全维护的客体。边疆各族人民既是边疆的建设者，也是边疆的保卫者，还是国家安全的指涉对象。“边疆地区的各族人民是否认同所在国，即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是否重合和一致，就成为边疆安全的核心问题，因而构成边疆安全研究内容的核心。”边疆非传统安全从层次上来划分，关涉到人的安全、社会安全、国家安全、周边安全、国际安全与人类安全，而人民安全是所有其他层次安全的底基，也是边疆非传统安全的核心内容。（三）传统边疆非传统安全选择性安全化亟待确立价值支点边疆自然条件相对恶劣，历史欠账较多，经济上相对落后，教育上相对滞后，贫困人口较多，使得“边疆地区经常处于国家政治、经济与社会治理的边缘地带，一般是民族聚居区域，政治安全稳定、干部队伍建设、民生事业发展、经济社会建设等领域都面临严峻挑战，如果不能很好地处理边疆地区稳定、发展、改革的关系，就可能形成影响整个国家治理和发展的‘短板’”。任何偏颇人民安全或国家安全以及二者割裂的思想理念与治理方式，都不利于边疆非传统安全治理。边疆非传统安全一般的公共问题如何提升成为国家安全问题，国家安全问题如何降格成为一般的公共问题；“低政治”问题如何“高政治”安全化，“高政治”问题如何“低政治”去安全化，需要边疆非传统安全治理价值支点的确立，才能为建立“选择性”安全化的科学决策机制提供价值排序参照，从而决定何种议题何时进入或退出边疆非传统安全治理决策之中。四、边疆非传统安全治理的价值支点：人民安全与国家安全的辩证统一
非传统安全治理作为国家和社会建设中安全维护的新范式，其理论与现实的诉求是以人的安全为价值基点的国家安全。非传统安全并不排斥国家，国家以及个人和社会等非国家行为体都是非传统安全的主体，非传统安全的目标是对作为个人的“人”与作为群体的“人”及人民和国家的生存和发展等根本利益的维护。人民是国家安全维护的客体，人民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底线和核心。人民也是各类安全维护的主体，在安全维护中具有充分的能动性。长期以来，我们党的一个优良传统就是坚持走群众路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着力维护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形成了维护社会安全稳定的广泛群众基础。十八大以来，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更是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安全道路中以“人民安全”为宗旨。边疆非传统安全不仅仅意味着涉及边疆的国家主权不被干涉或领土不被侵犯，而且更重要的是维护国家整体的安全、国内社会的稳定、公民个体的安危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都保持良好的平衡并处于良性互动与循环的状态。其中，“‘人的安全’是这种总体安全的基石和出发点，也是安全价值追求与安全实施维护的核心”。边疆各族人民既是边疆的建设者，也是边疆的保卫者，还是边疆安全指涉的对象。边疆地区是各族人民的家园，边疆各个民族是守卫边疆领土的主人，他们守卫家园其实就是在保卫边疆。自古以来，中国每一次边疆危机不仅与边疆各民族息息相关，而且对边疆人民的生存、生产、生活和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中国历史上一些王朝因只重视边土而忽视边民，最终导致边民民心与边土的双重丧失。边疆是否安全、稳定，不是仅仅依赖历代王朝政府的军事武力，更需要调动生活在边疆地区的各族人民保卫家园的认同感和积极性。历史实践证明，在维护统一和稳定、反对侵略和分裂的斗争中，边疆各族人民是重要的主力军，依靠各族人民并争取他们的支持参与，是维护边疆统一与安全稳定的关键。边疆非传统安全治理“必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坚持以民为本、以人为本，坚持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真正夯实国家安全的群众基础”。只有以人为本，创造条件满足各族人民的需要，提升民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归属感和安全感，维护各族人民的安全，调动其建设和保卫美好家园的主动性、积极性与自觉性，才能有利于推进边疆的可持续安全与国家安全。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指出，国家安全是安邦定国的重要基石，维护国家安全是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所在。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强调指出，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中国国家安全已经融入世界各国安全的全球化进程有。据国家商务部统计，截至2021年底，中国大概2.86万家企业在海外进行了投资，在境外建立企业 4.56万家，分布在全球的 190个国家和地区。年末境外企业资产总额超过 8 万亿美元。边疆已不止是传统地理意义上的“实体边疆”，政治边疆、经济边疆与文化边疆等关涉国家利益、安全和战略的“软边疆”“价值边疆”与“虚拟边疆”应运而生。国家的主权、安全、发展和利益已由主权地域开始拓展到非主权或超主权场域。边疆非传统安全治理需要有全球化的视野与语境，需要对国家利益安全视角下“边疆”的概念与内涵进行重新审视与思考。新时期国家利益边疆是指国家对其分布于主权范围之外的利益的可控制和保护的程度。在全球化、信息化与市场化的条件下，国家安全的概念与内涵不仅表现为维护国家领土和主权的完整统一，还表现为维护来自疆域内外国家利益的持续稳定和扩展，国家的“利益边疆”显得更为本质而具体。只有既维护好传统的国家领土边疆安全，又维护好国家的利益边疆安全，才能更好地维护国家总体安全。在深度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对国家安全维护的认识，不能只局限于一国主权地域范围内，而应拓展至非主权或超主权场域。在传统边疆安全维护的思想理论研究及实践中，我国更多关注的是“硬边疆”安全，即领土领海领空的安全，对国家利益边疆安全则关注不足。新形势下的“隐形战争”如生物战、贸易战、信息战、垃圾战、能源战等“非传统战争”，已成为国家之间的一种新的“战争”形式。这种战争并非是“领土之争”，也非传统的“主权之争”，而是利益安全场域中的利益之争。在全球化背景下，我国的许多政治、经济利益已广泛地融入世界，中国在参与全球化进程中必须要保护自己已被融入世界的国家利益。此外，在与国际霸权主义的斗争中，没有利益边疆安全即外延空间的保证，领土边疆安全也难以维护。利益边疆的扩展虽然并不意味着国家领土的扩张，但却意味着国家边疆安全系统的拓展和提升。新形势下，边疆非传统安全治理不仅要关注过去和当下，还要研判和预测未来乃至代际的不同领域、不同层次、不同场域、不同时空的边疆非传统安全问题；不仅要重视边疆显在的，还要关注潜在的非传统安全问题；不仅要重视政治、军事与外交等“高政治”领域的，还要重视经济、社会、民生等“低政治”领域的非传统安全问题；不仅要应对处置各种非传统安全常态危机，还要预警预防各类非传统安全非常态危机。非传统安全概念将国家安全的外延从传统的领土、领空、领海的边界拓展到了任何与人的安全和社会安全相关的边界，国家安全的要素从军事武力、政治权力、外交关系方面拓展到了精神、文化、制度及社会等方面。非传统安全在强调安全领域的拓展的同时，也强调安全层次的多元化，全球安全、地区安全、共同体安全和公民安全等都被予以考虑，超越了传统安全仅仅以国家安全为基点的局限，凸显了当代人的安全、社会安全和全球安全的重要意义。此外，也强调共同体的核心价值、结构秩序和生存方式不受侵害，不仅仅是国家处于没有外来入侵的威胁、没有战争的可能和没有核武器使用的阴影等和平状态。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视域下，“中国的安全应该是复合的和双向的，即人的安全得到充分保障的国家安全，国家安全得到有效维护下的人的安全”。在国际问题国内化、国内问题国际化的背景下，国家利益边疆已经从国内拓展到国际，人、信息、资本、交通工具等的流动更是带来了利益边疆的动态性和能动性。因此，边疆非传统安全治理要充分考虑到“人”的因素，达成人民安全基础上的国家安全尤其是国家利益安全，实现边疆非传统安全与人民安全与总体国家安全的辩证统一。在深度全球化时代，边疆与国内及周边、国际乃至全球社会密切关联，各国相互关联、互为依存、利益互嵌、安危与共、命运共同。边疆非传统安全日益成为国家安全、区域安全、国际安全与全球安全的重要内容，人、社会、国家、区域社会、国际社会与人类社会都成为边疆非传统安全的指涉对象。新时期，边疆非传统安全治理，只有以人民安全与国家安全的辩证统一为价值支点，正确处理好人民安全和总体国家安全的辩证关系，对内在维护人民安全基础上，推进和维护社会安全；对外立足于本国安全的基础上，兼顾周边及他国安全，积极参与区域安全、国际安全与全球安全治理，才能实现“自者”安全与“他者”安全共建、共治、共享与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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