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持续发展目标实现进程中的环境效应分析——以“一带一路”地区为例

方恺许安琪等浙大社科学报

摘要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为世界各国实现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提供了行动纲领。精准评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社会SDGs的实现进程对区域环境足迹的影响，可为加快推动绿色“一带一路”建设、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提供政策参考。2000—2015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水、土地、碳、氮、磷足迹的总量和人均量均呈先增长后下降的变化趋势，在全球供应链中是虚拟水和土地与隐含碳、氮和磷的出口者。对环境足迹产生协同效应的SDGs可以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先目标；而对环境足迹产生权衡效应的SDGs，则要防范其实现进程中可能产生的环境风险。此外，对于空间溢出效应表现为显著权衡的SDGs指标，应尽可能规避他国经济社会发展对本国生态环境的不利影响；反之，则可作为未来区域合作治理的重点方向。

【本文作者】1.方恺，男，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民生保障与公共治理研究中心、区域协调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国家“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主要从事环境管理、能源与气候变化、可持续发展与产业生态研究；2.许安琪，女，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环境政策与区域可持续发展研究；3.何坚坚，女，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资源环境管理与空间计量分析研究；4.王思亓，女，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环境经济与投入产出分析研究；5.张旭亮（通信作者），男，浙江大学区域协调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主要从事区域协调发展与宏观经济政策研究。本文载于《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3期。

包含17项目标和169项子目标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为世界各国实现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提供了行动纲领。当前，“一带一路“国家在实现SDGs的进程中不同程度地面临各种生态环境问题，例如水资源短缺、气候变化、土地退化和富营养等。只有深入理解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目标间潜在的交互关系，才能保证SDGs实现过程有序和高效。对此，本文旨在识别“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环境足迹的主要经济社会影响因素，为科学规划SDGs实现路径、推动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提供政策参考。

本文基于MRIO模型对“一带一路”65个国家2000—2015年的水足迹、土地足迹、碳足迹、氮足迹和磷足迹进行了测算，基于主成分分析法筛选出一系列衡量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SDGs指标，并运用包含空间滞后模型（SLM）、空间误差模型（SEM）和空间杜宾模型（SDM）在内的空间计量模型揭示了其实现进程对环境足迹的协同与权衡效应。

主要研究发现如下：（1）2000—2015年，“一带一路“地区5类环境足迹的总量和人均量均呈先增长后下降的变化趋势，中国、印度和俄罗斯具有很高的环境足迹总量和较低的人均量。同时，“一带一路”地区在全球供应链中同时扮演着虚拟水和土地以及隐含碳、氮和磷的出口者的角色，美国、日本、德国、英国、韩国等国是其主要贸易伙伴；（2）SDGs指标对环境足迹同时具有显著的协同和权衡效应，其中，对环境足迹协同效应大于权衡效应的SDGs可以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先目标，如SDG 1（消除贫困）和SDG 17（促进目标实现的伙伴关系），而权衡效应大于协同效应的SDGs则要防范其实现进程中可能产生的环境风险，如SDG 4（优质教育）、SDG 5（性别平等）和SDG 9（工业、创新和基础设施）；（3）即便是SDGs同一目标下，不同指标对某一环境足迹可能同时存在协同和权衡效应，例如SDG 8（体面工作和经济增长）、SDG 12（负责任消费和生产）和SDG 17（促进目标实现的伙伴关系）；（4）不同发展水平国家在SDGs实现进程中的环境效应存在显著差异，其中，高发展水平国家多与SDG 8（体面工作和经济增长）、SDG 9（工业、创新和基础设施）和SDG 12（负责任消费和生产）等经济增长指标呈权衡关系，而低发展水平国家多与SDG 16（和平、正义与强大机构）和SDG 17（促进目标实现的伙伴关系）等社会治理指标呈权衡关系；（5）经济社会SDGs对环境足迹具有空间溢出效应。对于空间溢出效应为显著权衡的SDGs指标，应尽可能规避他国经济社会发展对本国生态环境的不利影响，通过加强双边与多边合作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相协调。反之，对于空间溢出效应为显著协同的指标，则可作为未来区域合作治理中重点考虑的方向。

本文试图勾勒出“一带一路”地区经济社会SDGs实现进程对环境足迹影响的全貌，为确定SDGs优先发展策略、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实证数据，对“一带一路”地区绿色协调高质量发展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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