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亭：“先富后富论”不过是说了一句大实话——共同富裕系列杂谈1

在我实名公号（《刘亭随笔》）发文千篇的基础上，今起新开设一个不定期的系列杂谈，专门来聊一聊和共同富裕有关的话题。打头的第一篇，要不就从小平同志讲的“先富后富论”开始说起。

共同富裕一直是作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小平同志，始终高度关注的重大课题。其实，改革开放何以提出、何以发生、何以成为二十世纪中国和世界发展史上最伟大的事件，都与小平同志心心念念地追求共同富裕有关。

如果进一步上溯，中国在上个世纪还有一个完全不亚于改革开放“第二次革命”的第一次革命。那就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率领中国劳苦大众，历经28年艰苦卓绝的民主革命，终于创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

和恩格斯曾经扬弃的圣西门、傅里叶和欧文的空想社会主义试验不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全体中国人民走向共同富裕开辟了一条现实主义的道路。大家如果回想一下，从中共建政之初 “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改革，到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三大改造”，再到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又有哪一桩大事，不是共和国领导人奔着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去的。甚至是后来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发动那场绵延长达十年的大革命，也都是希望人民“不受二遍苦、不遭二茬罪”，为的是那些历经千辛万苦赢得的翻身解放胜利成果，不至于得而复失、尽付东流。

然而，事实却是令人痛心的。正如小平同志1986年3月会见新西兰总理朗伊时所言：“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根本目标就是实现共同富裕，然而平均发展是不可能的。过去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我们是吃过这个亏的。改革首先要打破平均主义，打破‘大锅饭’，现在看来这个路子是对的。”

这里所说“不可能的”“平均发展”，其实就是改革开放之前“铁饭碗”“大锅饭”的平均主义分配；就是“分配只是生产的分配（马克思：‘一定的分配关系只是历史规定的生产关系的表现’）”所依附的计划经济体制。设计和践行这种制度的出发点都是好的：“不让一个阶级弟兄掉队”“不让一个穷乡僻壤落后”。但当我们把一个社会大变迁过程中，无可避免同时也是可以接受的差距，一概视为无法容忍的“两极分化”时，我们就不知不觉地又滑入了另一个空想社会主义的陷阱：要么“同等富裕”“同步富裕”，要么“共同落后”“共同贫穷”。

一向求真务实的小平同志意识到，不从这种非此即彼、截然对立的思维中解脱出来，我们想要齐头并进的“好心”，并不会得来共同富裕的“好报”。恐怕只有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然后先富带后富，才能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①。所谓的“先富后富论”，就是这样在改革开放实质性启动的大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小平同志的这一理论难道有多么高深吗？我们当然可以从唯物辩证法的哲学高度来展开分析，或是从动态发展的不均衡性加以解读，但究其实，我的理解他不过就是说了一句大实话、一个常识：譬如电影散场，大家都要出门，如果一定要同时同步，那结果自然是在狭小的门口挤成一团，谁也动弹不得，当然谁也回不了家。

既然进场是排队鱼贯而入，鱼贯而出也就会有先有后。虽然这样不如一揽子解决问题痛快，但却是在“人多门小”的约束条件下尽快散场的最佳选择、最优秩序。人类社会的发展，总有不同国家、不同人群的落差。但这不意味着强国对弱国的侵略、掠夺和殖民统治，所以要有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组织；也不意味着富人对穷人的剥削、压迫和人格歧视，所以要有宪法人大和各级政府。消灭任何差别从来就不应当成为执政党人的初心，而在保持社会向前向善发展的同时防止“两极分化”，倒是他们必须履职尽责的使命。

随着我们在两个“翻两番”的基础上，相继实现了总体小康、全面小康乃至第一个百年奋斗的任务之后，国家进入了推进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我们需要在这个全新的发展阶段，把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问题更加突出地加以强调，摆上更加重要的位置，并展望到2035年，“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但我们所践行的路子，还必须也只能是现实主义的“先富后富论”。

这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其署名文章《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中所指出的：“我们说的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要深入研究不同阶段的目标，分阶段促进共同富裕。”“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同时要强调先富带后富、帮后富，重点鼓励辛勤劳动、合法经营、敢于创业的致富带头人。”

注：①邓小平：“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P1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