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在“六稳六保”中，企业主体非常重要，处在非常核心的部分。杨瑞龙教授讲到如果企业主体不保，就业就会成问题。就业成问题收入就会成问题，消费也会成问题等等。实际上这个逻辑是说，企业主体如果不好好地把它保住的话，会相应地关联涉及到其他的一些主体，同时涉及到经济的其他领域。实际上，除了对就业者或消费者家庭的影响之外，就企业主体目前来看，还有一个比较直接的影响，就是影响到金融领域。在疫情发生之后，将近半年时间里，国内企业受疫情影响出现了一系列经营困难甚至有些企业倒闭等等，这已经对我国金融系统、对很多金融领域的主体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特别是在债务偿还方面，金融风险已经明显放大。像浙江这种民营企业很多的省份受到的影响很大。今天我们所谓的保主体就是保民营企业，国有企业根本不需要保，没有一个国有企业会担心政府保不保它的问题。通过对浙江民营企业调研可以看出，上半年受到疫情影响，新发生的不良贷款额增加比较快，直接受疫情影响的这些企业不良贷款上升得都是非常快的。同时，它影响到银行的、金融机构的数万笔延期业务，如果去做一个抽样分析可以看出，即使在延期宽限期限结束之后，可能会调至不良的贷款样本总额估计也会比较快地上升。
这些主体特别是制造业和批发零售业这两个行业，现在看起来给银行带来不良资产等的风险是比较突出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保企业保主体不仅影响到就业者、消费者这样一些问题，同时会影响到不同行业中的某一些主体、某一些领域中的行业主体。所以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保主体，保企业主体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简单讲一下，现在保主体是底线思维，作为底线思维的保主体要保多少？这个思维需要考虑，是统统都保，还是保可以忍受的一部分。怎样来看这个保主体的底线到底有多低，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尽管上半年统计半年报已经出来了，二季度有3.2%的增长，但坦率讲，疫情在世界范围内仍在蔓延，特别是欧美国家，尤其是美国又创新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下半年经济形势依然是比较严峻的，所以，我们仍然需要非常谨慎小心地应对。尽管从二季度开始，我们从负增长转为正增长，但是这种正增长到底是一个平稳增长的开始，还是说仅仅是一个震荡复苏增长的开始？我们承认它现在呈现出一定的复苏趋势，但未来它到底是平稳的复苏还是一个震荡中的复苏？这仍旧是需要观察的。如果在三季度，整个世界经济包括欧美这些主要经济体仍旧处在一个衰退阶段的话，我们就不能够排除二季度经济恢复性的增长不是一个平稳复苏的起点，最多只是一个震荡复苏的起点，也就是说三四季度可能会有起伏。
如果说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这种情况的可能性蛮大的。因为我们看看上半年统计的半年报可以看出，二季度虽然有3.2%的正增长，但是在三驾马车方面，消费还是在负增长区间的,投资也在负增长区间，出口反而在6月有比较好的增长，进出口是5.1%，出口4.3%，进口16.2%。我国经济在一季度不太好的时候，二季度特别是四五月份起来的时候，欧美经济到了四月下旬和五月份也开始启动了，反而给我们的外需带来了一个机遇，这个机遇导致六月份三驾马车中的出口是比较好的。如果下半年三季度出现反复，世界经济还在衰退中甚至衰退得更加深度的话，很显然二季度特别是六月份给我们带来的经济拉动的三驾马车中的外需如果在三季度出现问题，而我们的内需投资和消费还不能很好地起来的话，保主体的这个任务将会更加艰巨。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个人觉得可能保主体下半年怎么来保，是不是跟上半年一样保？下半年面临的形势会不会比上半年更加严峻？保主体这一底线思维的底线在哪里，对出台什么样的政策很有关系，这个问题尽管我自己现在没有结论，但是是应该提出来值得考虑的一个问题。
我从两个方面，政府和企业两个方面来简单谈一下，保企业主体的政策跟短期和长期政策的关系。
第一，大家刚才谈到了一个共识，这个共识是说，今天保主体，保企业实际上它的重点关键是针对民营企业，要保民营企业主体，使得民营经济有更好的发展。第一个观点是政府在短期中的一些政策，刚才讲到了有些是输血的，有些是造血的，尤其是在保主体的造血方面的一些政策，我国政府应该以这次疫情保主体作为一个契机，能够把这些政策常态化、制度化，这是非常重要的。现在很多工作，党和政府都强调把它们常态化和制度化，所以，这一点能够把一些短期跟造血有关的政策长期化，制度化，这是我的一个观点。
第二，对于保主体的对象——民营企业来说，我们的政策也要能够使得民营企业在短期渡过难关，形成更好的造血机制的同时，在长期当中有更好的转型升级。浙江作为一个民营经济大省，有大量的小微和中小民营企业，这些民营企业一个很大的特点是，它们都是面对市场提供最终产品的。所以，这样一个特点导致它们是非常分散的。这样一些集中在相对来说比较劳动密集型的传统行业，相对来说加工度和附加值都不高的大量的民营企业，在疫情期间，当它们碰到了很大的问题和困难，我们在短期当中帮它们解决问题的同时，也应该创造更好的条件，去鼓励它们做进一步的转型升级。现在在劳动密集型行业低加工度、低附加值的中小和小微民营企业，它们既没有能力做研发，也不太有能力做设计，同时也没有能力做自己的品牌和建立自己专门的营销渠道。这些企业要它们从制造业附加值最低的制造环节，向研发设计和向品牌营销附加值更高的两端升级的话是有困难的。它们原来基本上是依托一种传统的共享式的营销网络或者平台，比如说像义乌小商品市场，自己没有品牌或者品牌不太有名。义乌小商品市场的销售平台是它们可以借助来销售自己的产品和做自己的营销，打自己的品牌的。但是，在这种传统的共享式的销售平台当中来做的话，只有做大了，积累了比较强的实力才可以进一步去做研发设计，品牌营销，建立自己更好的品牌和专有营销渠道，专卖之类的。但这个成本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
在疫情期间，我看到网上的电子商务又是一波起来了，也就是说这些共享式的平台，包括能够帮助中小企业转型升级，做一些研发设计工业互联网的平台、能够帮助中小企业来更好地做品牌和营销、电子商务的交易平台，在这些和互联网有关的共享式的平台当中，中小企业去做研发、做设计、做品牌、做营销、做创新活动的成本会比义乌小商品市场的这种传统共享式的营销或者交易平台成本更低。从疫情当中，我们看出各种各样的营销模式和企业品牌创新活动，也是蛮活跃的。在这个过程中，政府还要提供非常重要的一些制度保障，就是知识产权的保护。因为只有严格的知识产权的保护才能对企业创新活动产生足够的内在激励，才能防止企业的创新活动收益的外部化。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
总的来说，我简单概括两点，第一点是政府方面应该把短期推出的一些造血机制长期化、制度化来支持民营企业的发展。第二点是在解决目前民营中小企业困难的时候，也要采取一些方式鼓励它们去做转型升级。比如利用现在的互联网的现代共享制的平台，鼓励它们去做研发设计，鼓励它们去做品牌营销，来更好地建立工业互联网、电子商务平台，更好地做知识产权的保护，这样能使企业渡过疫情困难之后有一个更好的发展的环境和更高的发展的起点。
中国外贸在世界整个贸易中的基本盘没有变，但市场在调整，这一点从浙江的企业来讲，也是蛮明显的。但是，我个人觉得，之所以我们在二季度的后半期，也就是六月份我们的贸易好起来了，进出口整个的情况好起来了，有分别是4点几、6点几进口和出口的增长，这应该和二季度西方疫情的经济重启有关系。这样一个情况能否自然地推到下半年三季度呢？我个人蛮怀疑的，或者说看法比较谨慎。西方的经济重启之后，特别是美国，现在重启后的问题蛮明显，会不会出现第二轮的类似于“不说封城”这种政策，使得西方的欧美主要经济体在二季度仍旧处在衰退的阶段，如果这样的话，给下半年的外贸、同样的外资造成的影响应该没有二季度那么好，应该比二季度的情况更加糟糕一些。这种情况下，我本人认为下半年外贸和外资能够继续保持像六月份的势头并不乐观，可能还是要寄希望于内需的提升包括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进一步发挥作用和扩大效果。
作者简介：史晋川，浙江大学区域协调发展研究中心首席专家、文科资深教授
本文来自中国宏观经济论坛，观点整理自史晋川在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10期）上的发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