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晋川：我不太主张政策太猛太快、马上见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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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史晋川（浙江大学金融研究院院长）

疫情与本轮世界经济长周期中的“萧条-复苏期”相叠加

这次疫情刚好出现在本轮世界经济长周期的后一个阶段——萧条复苏期。上一轮的经济周期，是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世界经济大萧条后走出来的。二战后,在航空航天技术和电子工业技术及耐用消费品生产技术的引领下,世界经济开始加快复苏,到50年代进入繁荣期，然后进入“滞胀”年代，最终随着布雷顿森林条约的解体和1973年的石油危机爆发，世界经济进入衰退-萧条期。

史晋川

依个人之见，本轮经济周期从80年代中后期开始，它的最大动力是计算机和信息技术带来的革命性的变化——计算机和信息技术带动的新一轮创新及在产业和社会生活当中大规模地应用。同时，这一轮经济周期还伴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速,发达国家的金融创新,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崛起,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大规模地工业化和城市化。

从80年代中后期到2005年左右，这一时期是本轮周期的一个“复苏-繁荣期”，也就是这一轮周期的第一个阶段。从2005年到2015年，这10年是这一轮世界经济长周期的“衰退-萧条期”，标志性事件就是国际金融危机的酝酿、爆发和扩散——从北美私人部门的金融危机演化为席卷欧洲的公共金融部门危机，即国家主权债务危机。

根据浙江大学2010年的研究报告，2015年至2030年左右是世界经济长周期的第三个阶段——“萧条-复苏期”。我们原来判断，这个“萧条-复苏期”可能会再细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主要特征是“震荡中缓慢复苏”，即世界经济复苏的速度非常缓慢，且复苏过程中经常会有震荡和反复；第二个阶段是“平稳复苏期”，之后要看是否会有新一轮科学技术革命把世界经济带到一个新的经济周期的“复苏-繁荣期”。

这个报告的判断到目前为止，基本上还是可以站住脚的。但是，现在出现了两个新的大变化：第一个是中美贸易摩擦及全球化进程的受阻；第二个就是今年初爆发的新冠病毒疫情。

新冠疫情和中美贸易摩擦叠加在一起，可能会使得原本的“震荡中缓慢复苏”发生变化。这种变化的结果无非是两种可能：一是“震荡中缓慢复苏”的基本特征没有改变，但是新冠疫情使得复苏中的震荡加剧，缓慢复苏的时间拉得更长，这应该还属于比较乐观的情况。而现在更有可能的一种情景就是，新冠疫情和其它因素叠加在一起，中断了“萧条-复苏期”，使得全球经济重新进入“衰退-萧条期”，按照经济连续两个季度负增长就进入经济衰退的标准，从现在的情况看来，世界经济进入衰退是完全有可能发生的。

我们要把疫情带来的广泛深远的影响以及不确定性等因素，与这一轮世界经济长周期第三个阶段的变化及阶段特征的变化结合起来考虑。目前情况来看，尽管美国、欧洲、日本都已经逐步解封开始复工了，但是仍然不能做出过于乐观的判断。经济还是极有可能从“震荡中缓慢复苏”重返“衰退-萧条期”。这是我们在考虑疫情对世界经济、包括对中国经济带来的影响时，必须考虑到的一个大前提。

我们在分析疫情影响世界经济时需要注意的第二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要充分地、细致地分析疫情对世界经济带来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冲击？这种冲击的特点和传导机制是什么样的？

1929年的世界大危机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都是经济运行中经济本身的机理出现了问题，导致了经济危机。这次疫情对整个世界经济的冲击完全是经济体系外部的冲击，即外生冲击，它不是经济体系本身运转时酝酿出来的经济问题，而是一个巨大的公共卫生事件，在巨大的外部冲击下经济停摆。严重的问题在于，并不是说疫情结束，我们就可以恢复到经济“停摆”之前的原点上，各国重新同时“起摆”。因为，这种“停摆”造成了经济机体内部的巨大损伤，就像脑缺氧一样——一个外部的冲击对内部的机体造成了巨大的损伤。

此外，随着许多国家开始复工，新的问题会随之出现。从中国的经验来看，我们不知道复工的过程中的哪一个环节会出问题。为什么呢？因为疫情是全球性的，而不同国家和地区遭受到的疫情冲击的程度是不一样的。同时，在几十年的经济全球化的过程当中，世界经济的产业格局、产业链已经是全球化了，消费也是全球化。也就是说，要恢复这个机体原来的运行状态，就必须具有全球化的供给链和全球化的需求链的条件。而疫情冲击在各国各地区是差异化的，满足经济重启的各种条件随时会出现问题。而且，随着复工复产，是否有第二波疫情会带来的冲击，都还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总之，疫情是一个巨大且持续的外部冲击，我们对疫情对经济的后续影响的分析，一定要结合疫情冲击的特点，不能将思考局限在对付传统的经济危机的思路上。

政策过猛可能会对未来的发展设置不必要的障碍

个人认为，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肯定是必要的，也是有用的，它们的有用性主要体现在给经济恢复创造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例如货币政策，使流动性更加充裕，不管是应对什么样的冲击，流动性充裕总归是好事。再如财政政策，给消费者补贴能够刺激一定的消费，让企业的产品能够卖出去。

但是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在带有疫情特色的冲击下，对付传统经济危机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效果到底怎么样，还有待观察。比如量化宽松后，美国居民的储蓄提高了，这是意想不到的。在中国，像为企业免房租、减利息等一些政策会不会对市场经济的私人契约关系造成扭曲，反而给未来的、更长远的经济运行环境带来不利因素？像美国、欧洲的一些政策，一方面是提振了预期、鼓励了信心，但是另一方面，自愿性失业可能会急剧增加。即使经济复苏的势头比较好，劳动力的需求在增加，但自愿性失业的人数也在增加，那么市场的工资水平就会提高，整个经济运行中企业的成本就上去了。

当前实施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从大的方面来讲，还是应该给予肯定的。但是，稍微看得长远一点，它可能只是“解了近渴”，但是在“解近渴”的过程当中会不会对未来经济的进一步复苏造成负面影响，现在都仍需观察。

基于疫情冲击的特点及带来的后果，考虑到未来的不确定性和潜在的风险，我不太主张政策太猛太快、马上见效，而是要适度，同时要注意政策实施的节奏。适度和有一定节奏的政策下的复苏可能会走得比较平稳。政策用得过猛，短期见效快，不一定走得长远，甚至会对未来的发展设置不必要的障碍。就像当年金融危机时期的4万亿，一剂猛药下去，不是三年、五年能够消化掉的，对经济运行的体制、机制、企业和消费者的行为都造成了扭曲。

政策的实施要把握一定力度和节奏，也有利于为未来的政策施展留有一定的余地和空间。万一复工之后，第二波疫情来临，至少我们手中还有“子弹”。否则第二波疫情起来，面对疫情对经济的冲击，如果缺乏政策储备，没有还手之力，可能就会对经济运行造成颠覆性的破坏。

“新基建”的公共产品的性质不如传统基建明确

个人觉得，新基建不适合大规模的国家投资。新基建所涉及到的科学技术领域以及有关的一些基础设施的“公共产品”的性质，没有传统的“铁公基”那样明确。如果对区块链、互联网或者某一种技术的公共部分、基础部分做支持，实际上是在支持一部分产业和一部分企业，而不像铁路完全是一个公共产品。也就是说，“新基建”里相当一部分的基础设施等等，不是完全的“public goods”，而可能是一个“club goods”（俱乐部产品）。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大规模地投资“新基建”，本身就是有问题的。

其次，传统基建所提供的产品和人们的需求，这两者都是很确定的。比如铁路、高速公路等满足人们“行”的基本需求。而新科技，包括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等等挖掘出来的一些需求，没有像“铁公基”那些公共产品满足的那些需求那么成熟、固定和明了。例如，“双11”需要很强的支付技术支撑，如果政府去投资满足这一类对于交易支付的基础设施的需求，而可能过两天“双11”变“公筷节”，大家对于“买买买”的热情不高了。所以，这样的一种需求、这样的一种消费方式是变化的。而当消费方式变化之后，去满足这样一种消费需求带来的即时支付的结算需求就发生变化了。如果新基建的基础设施要去所满足的那样一种其本身并不是那么成熟、固定的，而是可变的需求，国家大规模投资这类新基建，一旦需求的方式变化了，那该怎么办？

所以从供需各个角度来看，“新基建”里的“基建产品”，它的公共产品的性质都没有传统基建的那种公共产品的性质鲜明和确定。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要去大规模投新基建，我觉得是要比较谨慎的。

世界经济运行中经济逻辑一定会战胜意识形态的逻辑

全球化本身不会有根本性的改变，要完全逆转现在的全球化，是不可能的。但是，全球化的速度会放缓，全球化的方式会变化。比如说，美国在部分领域要跟中国脱钩，它可能会做一些产业链的重构，把中国排除在外。很显然，如果美国这样做的话，中国也会采取一些相应的对策。比如，中国这次提出来“双循环”。“双循环”是什么呢？就是“国际循环”和“国内循环”相结合。“双循环”可能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以后的价值链实际上是有两个链，类似于高速公路有内环和外环，两个环有一部分是重叠的。重叠的部分和“内环”，肯定是属于国内循环，“外环”代表国际循环。

中国要应对脱钩以及整个世界产业和技术格局的重组、价值链的重构，即使提出双循环，应该也会根据国际经济、中美关系的状况来调整。在情况比较好的时候，可能就多围着“外环”转，以国际循环为主；在情况比较差的时候，就多围绕着“内环”转。而且这个双循环中的“国际循环”，可以是全球循环，也可以是亚太循环，或者东亚循环。我个人觉得，“双循环”是中国应对未来的全球化趋势放缓，尤其是全球化方式改变的一种策略。这种策略实际上并不以脱离全球化为目标，而是要既能够充分利用全球化的好处，同时也能够比较好地去应对全球化出现问题而带来的风险。

全球化肯定会有所变化，但是我还是相信，从中长期来看，经济逻辑一定会战胜意识形态的逻辑。世界主要国家，双方都高举意识形态的大旗，以政治阵营和军事集团为后盾的对抗形式，这样的一种冷战格局，是不会再有了。从长期来看，当今世界偏离经济逻辑太远的东西最终都会回靠。说到底，还是要由经济基础来最终决定上层建筑。

有人说“越南会成为代替中国的Plan B”，这个观点不能说是完全错的，但这个观点是有问题的。问题就在于认为中国的劳动力是同质的。实际上，中国的劳动力是异质的，人力是有结构的。人力资本含量不高的劳动力，或者说受教育年限比较低的这些劳动力，即在传统劳动密集型的低加工度、低附加值的这些行业当中的劳动力会被越南更加廉价的劳动力取代。但是，另外一方面，虽然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大量地向周边转移，但是中国的经济继续在增长。北京、广州、深圳、上海、杭州等地的房价都很贵，但是经济为什么还在增长？因为流入这些城市的人，特别是高素质的人力资本，他们创造出来的财富，他们绝大多数人的收入，在总体上是高于其生活成本的。这就意味着中国的产业在转型升级。

对中国来说，为什么近十年大量的传统制造业转移出去之后，还有相当的或者说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呢？在一线城市和准一线城市中新发展起来的企业，雇佣员工的人工成本，相对而言，还是远远低于西方发达国家的。也就是说，在大量新兴科技领域，以及由此派生出来的产业部门，它们雇佣的高学历的、人力资本含量比较高的劳动力，这些就业者的相对成本是不高的。中国产业结构在变化，不同产业需要的劳动力是不一样的，通过对人力资本的异质性的分析，可以知道，中国的一些新兴产业部门所用的教育程度比较高的劳动力，这些高素质的人力资本实际上还是相对便宜的。

东南亚金融危机到现在20多年，本科生和研究生扩招，从产业转型升级的角度来看，支撑中国现在和将来发展的这些新的产业主体、这些新的产业部门的发展，仍然还是有人力资本红利支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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