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科视野 | 张杨：美国区域研究的知识体系与代际差异

一般认为，近代以来西方区域知识生产经历了三次重要的范式转变，分别是：欧洲殖民浪潮下的“东方”研究、冷战时期的区域研究以及当下强调流动性、多元性和身份属性的新区域研究。三次范式转换中，“区域”概念的时空变化是最为显性的要素。“区域”概念的本质就是要表达目标地区（民族、国家、社会、文明）在世界和历史中的位置，隐含着命名者对该地区在世界体系中所处政治、经济和文化地位的权力建构。

“区域”概念是动态的，具有时间性、空间性、历史性。在殖民扩张时代，欧洲国家以自身为中心逐渐明确了“东方”的地理范畴，并形成以其为核心概念的东方学。在日益完善的东方学知识体系中，“区域”以三种形式出现：一是殖民国家视野下的地理方位，如中亚、远东和近东，以及亚洲南部和非洲；二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如中国和印度；三是以语言和历史为基础的文明区块，如闪米特、波斯等。上述地理概念均有着复杂的演变过程，但有一点是确定的，即整个“东方”知识体系越来越服务于欧洲的殖民利益，最终成为帝国体系的组成部分。巴勒斯坦阿拉伯裔美国学者萨义德在解释东方学的含义时表示，西方殖民国家试图对“东方”进行本质性定义。一方面，“东方”被塑造成欧洲最伟大、最富有、最古老的殖民地；另一方面，基于本体论和认识论来区分“东方”与欧美国家，这是“东方学”的根本思维方式。

美国主导的区域研究成为学术潮流时，“区域”的内涵发生微妙的变化。作为新兴的世界性大国，美国区域研究涵盖的地理空间遍及地球各个角落。在冷战和非殖民化背景下，区域研究学者最为重视的国别研究无疑是“苏联学”和“中国学”，关注的区域则是亚洲、拉美和非洲的特定区块。这一时期，“区域”概念的工具属性展露无遗。以“东南亚”为例，19世纪初“东南亚”出现在一本游记书名中时，指代的是印度、马来亚、锡兰、缅甸等国家和地区。到1943年，战时同盟国出于军事和战略需要，将“东南亚”划定为今天的地理区域，美国区域研究学者在冷战时期的学术活动和作品发表中进一步应用和传播了这一术语。在东南亚学者看来，美国区域研究学者这样做的目的：一是为清除欧洲殖民主义影响，消除殖民时代设定的边界；二是要为这一地区寻求新的身份，使之与苏联等有着区域影响力的国家区分开来。无论如何，战后美国致力于打破世界既有的地域分割以构建新的国际秩序，在此过程中，区域研究扮演重要角色。

从20世纪80年代起，世界范围内出现各种新区域研究浪潮，其逐渐打破美国区域研究的地域界线。近年来，关于区域划分的替代性概念引发热烈讨论。其一，这类概念不以地理空间为主要标识，而是强调“区域”内政治、经济、种族或者语言文化的认同；其二，多数“区域”概念的地理边界仍处于变动中；其三，概念生成的主要话语权力仍然掌握在西方学者手中。例如，“黑色大西洋”一词原本是西方学者讨论非洲离散群体时使用的概念，后随英国社会学家保罗·吉尔罗伊出版的专著《黑色大西洋：现代性和双重意识》而流行起来。

1947年，在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组织的区域研究发展会议上，现代社会学奠基人塔尔科特·帕森斯表示：在一代人以前，社会科学还没有发展到能够组织如此广泛而协调的区域研究的地步。这揭示了美国区域研究范式转换的学理基础。19世纪，为欧洲“东方”研究提供支撑的，是历史学、语言学、文献学、民族学、宗教学等偏人文类的学术领域。其后，现代社会科学虽然在欧洲萌芽并生长，却在美国高校最早实现大规模学科建制。也正因为学科制度的合法化，到20世纪40年代，社会知识生产和流通的中心从欧洲转移到美国。区域研究由此获得来自社会科学各学科的新方法和理论的启迪。

然而，区域研究与社会科学之间的关系既互融又紧张。一方面，区域研究受到不同时期社会科学主流思潮的深刻影响。科学主义、普遍主义、行为主义和文化相对主义助推了区域研究早期发展。反过来，后者亦为实现“普遍适用的社会科学理论”提供了一种检验机制。另一方面，不同社会学科内部在认识论和方法论层面存在重大分歧，区域研究学者采用何种理论和方法来构建区域叙事成为争论的焦点。冷战高峰时期，“结构-功能主义”影响了大多数学科，西方现代化理论在此知识背景下出现。在学术界和决策层的共同支持下，现代化理论快速介入区域叙事。这一时期出版的区域研究著作，无论是费正清的《东亚：现代的变迁》，还是美国人类学家格尔茨的《旧社会与新国家》，大多是在现代化视角下讨论区域问题：传统视角下的政治文化、社会结构和政治权威，过渡时期的无序和抵制，以及美式现代化在新兴社会的适应性问题。

到20世纪70年代，以“结构-功能主义”为代表的行为科学方法受到批判。包括区域研究在内，整个社会科学界有一个“去西方中心”和反思批判的过程。这一进程又因后殖民主义、建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而被强化。在批判现代化理论的背景下，区域研究受到诸如世界体系理论和依附理论的冲击，继而又受到理性选择、国家和社会建构、全球与跨国转向等理论和方法的影响。冷战后期，区域研究项目因外部资助急剧减少而被边缘化。“9·11”事件之后，区域研究被重新重视。日裔美籍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将美国中东政策的失败归因于过去一代区域研究的衰落。美国学界试图重建美国对外部世界的认知，并提出诸如尊重多元现代性、重建“区域”的空间边界、追踪跨国流动的影响、深度情境化等新的区域研究方案。

对于区域研究这样特殊的知识生产方式来说，叙事主体的思维模式极为关键，其从根本上决定着叙事的立场、视角和方法，更重要的是，决定着区域叙事的有效性。美国区域研究创建时期，初代学者清醒意识到，要构建关于世界某一区域的知识体系，必须有相关地区学者参与，以提供不同的文化视角。因此，区域研究必然包含在当地建立人际关系网络，以及培训当地社会科学家。然而，随着冷战深化，特别是1958年《国防教育法》通过后，区域研究日渐制度化，冷战需求与学者的研究兴趣被整合到一起。甚至有比较激进的学者认为，冷战意识形态影响了其时几乎所有的美国区域研究学者，包括那些反对政治介入学术的学者，因为意识形态植根于那个时期形成的知识生产体系。

20世纪70年代批判浪潮兴起，第二代区域研究学者中有很多人成为美国冷战政策的批评者，进而成为上一代区域研究学者及其研究方法的挑战者。与此同时，接受美国培训的域外学者表现出对所谓美国范式的厌倦，提出要重新争取区域研究的主动权。尽管如此，在经历了第三代学者相对沉寂的反思期后，美国范式仍然有着强大的国际影响。其继续为区域主流叙事提供概念框架和理论支点，并在相当程度上主导着区域研究的问题意识和议程设定。进入21世纪，美国学者亦在探寻区域知识生产的新的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