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抓手与雄安新区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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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情提醒：加关注可在文后“留言”处留下你的高见。本文发表于最近出版的《金融理论探索》2023年第6期。

张可云 庄宗武

(中国人民大学 应用经济学院，北京 100872）

摘  要：数字经济为缩小区域差距、推进区域协调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然而，各地区在数字经济的应用基础和产出方面存在较大的差距，为区域协调发展增添了许多不确定性。若不能及时缩小地区间数字经济差距，中国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的构建将面临更多难以克服的阻力。本文主要以京津冀地区为样本，研究京津冀数字经济差距的表现。在此基础上，对数字经济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理论进行了分析。最后，指出雄安新区数字经济发展与京津冀协同的重点。主要启示在于，要充分重视数字经济差距这一区域经济新风险，发挥各地数字经济合力，促进京津冀区域协调发展，构建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

关键词：数字经济;京津冀协同发展;雄安新区;差距;新动能

DOI：10.16620/j.cnki.jrjy.2023.06.002

一、问题的提出

二、京津冀内部的数字经济鸿沟

京津冀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差距的最直接表现是，天津市的数字经济规模较大幅度地落后于北京市和河北省，而河北省的数字经济规模增速又低于北京市与天津市。根据《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报告（2022)》,2021年北京市和河北省的数字经济规模均已突破1万亿元，而同年天津市的数字经济规模尚未达到北京市的二分之一。一般来说，经济更为发达、数字经济规模更大地区的数字经济业态已经相对成熟，增长速度可能较慢。而经济略欠发达、数字经济规模较小地区的数字经济正在加速崛起，增长速度可能较快。但京津冀的数字经济却表现出了不同的发展态势，河北省2021年数字经济的增速低于北京市和天津市。就目前阶段而言，河北省与北京市之间数字经济规模的绝对差距存在着扩大的趋势。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2021）》，数字经济是指以数据资源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因此，本部分分别从数据要素的发展状况、互联网的普及率、信息通信技术使用效率三个方面，分析京津冀地区数字经济的差距。数据要素的发展差距反映了京津冀数字经济的核心要素差距；互联网普及率的差距反映了京津冀数字经济的接入差距；信息通信技术使用效率的差距则体现了京津冀数字经济的技术差距。

数据不仅是数字经济的核心生产要素，而且是地区实现网络化、智能化及数字化的基础。京津冀地区数字经济差距的基本表现是，数据要素在京津冀各省市分布不均，数据产业结构不平衡。根据《中国数据要素市场发展报告（2021—2022)》,2020年1月1日至2022年5月15日北京市共发生325次数据要素市场投资事件，数据要素市场投资金额达到了595.77亿元。相比之下，同期天津市与河北省分别发生了6起和0起数据要素市场投资事件，投资金额也仅为2.81亿元和0元。数据中心和云计算等关键信息设备是重要的数据基础设施和数据要素发展的硬件支撑。通过比较京津冀三地数据中心的规模，同样可以观测到天津市、河北省与北京市在数据要素使用方面的差距。根据前瞻产业研究院公布的《2022年中国IDC（互联网数据中心）行业全景图谱》，截至2022年6月18日，北京市互联网数据中心的行业机房规模和服务商规模远超天津市与河北省之和。这意味着与北京市相比，天津市与河北省的数据要素投资和数据基础设施明显不足。

若将视野拓展到大数据产业发展的创新能力，同样可以观察到京津冀内部大数据创新能力的巨大差异。根据《中国大数据区域发展水平评估报告（2022年）》，北京市的大数据产业创新能力指数达到了68.4，而天津市和河北省大数据产业的创新能力指数分别为20.0和13.4。创新是产业结构升级的基石，大数据产业创新能力的差距将会持续放大京津冀数据要素和数字经济发展的差距。图1展现了京津冀各地区大数据总体发展水平的差距。可以发现，北京市的大数据发展指数为53.93，而天津市和河北省的大数据发展指数分别为25.83和25.24。该指数综合包含了数据发展的产业环境、大数据产业发展状况及数据的融合应用等方面的信息。以上说明京津冀各地区不仅在数字经济发展的规模和速度上存在较大差距，而且在数字经济时代的核心生产要素———大数据的发展和应用能力上也存在明显差距。与北京市相比，河北省、天津市在大数据的应用与发展上仍然存在较大差距。

（二）京津冀数字经济的接入程度差距

图2 京津冀各省市互联网普及率变化趋势：2003—2019年 

图3 京津冀各省市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数量及其占比：2003—2021年

（三）京津冀数字经济的数字技术差距

图4 2021年京津冀各省市的算力规模指数

三、数字经济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理论分析

（一）数字经济推动区域发展的内在逻辑

数字经济推动区域发展的内在逻辑主要是质量变革、效率变革与动力变革^[4]。在推动区域发展的质量变革方面，数字经济以数字技术为核心，为各地提供先进技术支持，有助于各地提升产品和服务质量。对于经济较为发达的东部地区而言，数字技术的完善将不断促使传统服务部门创新、裂变，形成专业化服务的数字中间部门，而这些部门可以利用大数据和强大的数据处理能力，为消费者提供高质量、个性化和精细化的服务。此外，数字经济加持下的互联网载体能够迅速传播和分享东部地区的数字产品，从而在更广泛的地区引领产品与服务质量提升。数字经济也为东北地区提升产品质量提供了机会，基于历史和预测的海量数据能够帮助东北企业更好地理解市场需求，挖掘消费潜力，有针对性地改进生产工艺和产品，更新传统竞争优势。对于中部和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可以加速当地传统产业升级，通过数字化实现全面的质量控制和工艺改进，进而提高当地产品的技术水平和质量。

数字经济的效率变革机制同样因地区的不同而存在差异。对于东部地区而言，数字经济的效率提升机制主要体现在数字化、自动化和智能化技术的广泛渗透，避免生产效率出现剧烈波动，从而为东部地区经济发展和结构升级提供了稳定的效率支撑。而对于东北地区，数字经济的效率提升机制更侧重于针对性地利用先进数字技术来识别传统工业中的不足之处，把握数字经济时代的新机遇，不断打破传统生产方式中的各种限制，从而引领区域产业链向更高效率环节转型升级。对于中部和西部地区来说，数字经济主要发挥了优化生产要素配置的作用，即通过数据要素所带来的规模和范围经济效应缓解这些地区优质资源投入不足的问题。随着数字经济的不断发展，数字化桥梁的建立正在逐渐模糊地理边界，传统的要素配置机制受到行政区划的限制已经发生明显变化，关键人才、技术等能够跨越地域边界进行交流。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的远程医疗、在线教育等数字服务的发展，有助于中部和西部地区共享东部地区丰富的资源，弥补这些地区在提高生产效率过程中的资源不足，进而促进这些地区生产效率的持续提升。

数字经济在推动区域发展的动力变革方面同样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是因为数字经济时代下维持经济发展的要素驱动力得以丰富。数据作为一种新型生产要素，在推动地区现代化和区域经济发展方面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一方面，数据的复制成本接近零，且拥有规模经济效应，这为区域经济发展优势的更新注入了新动力。另一方面，数据的使用也有助于促进各地区传统经济生产方式中各要素的优化组合，从而加速了区域产业结构的深度调整。数据在生产和分配等领域的广泛运用势必引起数据与其他传统生产要素的交互作用，而数据中蕴含的关键信息可以重塑要素组合和优化要素结构，帮助各地挖掘新兴产业和增长领域的潜力，实现区域经济的持续性发展。总之，数字经济不仅扩展了各地区发展可用的生产要素范畴，还优化了要素投入结构，进而为区域经济的现代化升级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

（二）数字经济的区域发展效应

首先，数字经济可以催生新的地区主导产业。对于经济较发达的地区而言，数字经济主要是推动这些地区主导产业与其他现代产业的交叉融合，提供更多现代化的主导产业更新方案。比如，一些文化创意产业可以在数字技术的加持下丰富壮大，地方文化资源向传统主导产业的注入能够促进各类产业的跨界合作，从而助推发达地区的主导产业更新。对欠发达地区而言，主导产业的更新尤为重要，因为主导产业徘徊不前正是这些地区发展的主要瓶颈。数字经济提升了欠发达地区主导产业的数字化和智能化水平，实现了全过程的信息化与数字化，有效提高了当地的生产效率、品质及市场竞争力。此外，数字经济为欠发达地区的主导产业更新引入了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现代化解决方案，丰富了主导产业更新路径，有助于这些地区摆脱主导产业停滞不前的局面。数字经济也有助于老工业基地产业生态的更新，有助于这些地区通过推动数字经济与传统主导产业的深度融合不断形成当地强有力的数字经济生态圈，从而吸引创新要素流入，使得老工业基地主导产业焕发活力。

其次，数字经济可以深化各地区的产业分工。在数字经济时代，地理限制的突破使得不同地区之间的合作和分工有效加强，企业可利用数字化工具与全国大市场中的供应链对接，进而实现更高效的生产和分工。比如，某地区的企业在制造某种精密零部件方面有着很强的实力，而另一类地区的企业在设计和营销方面具备独一无二的优势。数字化技术的出现和应用使得这种跨区域的产业合作变得更加容易实现，它有效地促进了各地区的产业分工，大大提高了整个区域的产业竞争力，可以成为未来产业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在数字经济不断发展的背景下，这种创新性的分工模式打破了地域限制，增强了不同地区间的紧密合作和明确的分工，并形成了一种更为高效的协作模式。数字经济使得各地区分工明确、各司其职的新型分工模式更易于形成，区域内的各类企业也有更多的机会充分利用先进的数字化工具和全球供应链相融合，实现更为精益高效的生产和分工，促进产业链的不断优化和升级。

再次，数字经济能够提升各地区的经济韧性。一方面，数字化基础设施的普及和数字化技术的广泛应用使企业能够更加灵活地适应市场的快速波动。在线销售渠道、电子支付系统以及供应链数字化等工具，不仅提高了企业的运营效率，还为其带来了更广阔的市场机会。这种业务连通性的增强使企业能够更快速地调整战略，推出新产品或服务，以满足不断变化的需求，从而更好地抵御外部冲击。另一方面，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也提高了政府的治理效能，增强了政府应对危机的能力。数字化监测系统能够帮助政府实时了解市场和社会动态，识别潜在风险，更迅速地采取适当的政策和措施。在应对灾难、紧急状况或大规模健康危机时，政府可以依托数字技术进行信息传递、资源调配和应急响应，提高社会的稳定性，减轻危机带来的负面影响。例如，在新冠疫情期间，数字化医疗保健和在线教育等行业快速发展，有力支持了经济的抗风险能力。

最后，数字经济可以增强经济结构的包容性。数字经济的兴起赋予了不同地区更加多样灵活的发展路径。在经济发达地区，数字技术的兴起能够协助当地企业快速转向高端制造业和服务业，实现升级。对欠发达地区而言，数字经济同样提供了重要机遇，尤其是在传统产业方面。数字经济能够为这些地区企业提供更高效、更准确的供应链和物流服务，将传统特色产品推向更广泛的市场。此外，数字经济还为老工业基地带来了新的发展方向，改变了发展轨迹，有助于其摆脱长期低迷的状态。各地区都可以将数字技术融入到与其竞争优势相关的领域，打造既包容国际前沿技术又容纳普通技能的经济结构体系。这种包容性大国数字经济结构体系充分发挥了各地区的丰富资源、多元市场需求和产业体系之间的协同效应。因此，数字经济的崛起有助于各地区根据其独特优势选择适宜的发展路径，强化产业融合和协作，实现各地区优势互补和资源共享，进一步提升中国整体经济结构的包容性。

四、缩小京津冀数字经济差距的难点与重点

京津冀数字经济差距是以数字技术改造传统经济模式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关键在于识别缩小京津冀数字经济差距的难点与重点并予以积极应对。

（一）缩小京津冀数字经济差距的难点

缩小京津冀数字经济差距的难点存在于多方面，包括经济、文化、制度等。缩小区域数字经济相对差距是量变，而缩小区域数字经济绝对差距是质变，量变到质变拐点的到来是缩小京津冀数字经济差距的难点之一。值得注意的是，京津冀内部数字经济发展差距与技术发展扩散的客观规律相符合，因为数字技术的推广应用通常需要经历发达地区率先应用并逐步向欠发达地区扩散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区域数字经济发展差距将先增大再缩小。这意味着，要想缩小京津冀内部数字经济绝对差距，需要先缩小京津冀内部数字经济相对差距。但缩小相对差距并不一定能够缩小绝对差距，即量变并非一定会引起质变。目前，北京市的数字经济规模依然在以较高的速度增长，很难在短期内达到缩小京津冀数字经济绝对差距的效果。因此，由缩小京津冀数字经济相对差距到缩小京津冀数字经济绝对差距需要久久为功。

缩小京津冀数字经济差距的难点还在于数字技术是中性的，数字经济自身并不会主动创造一种与各地区数字经济协调发展的方案^[5]。与其他各类经济形态相类似，数字经济本身并没有任何特定的意图或目的。与此相对应，数字技术也只是生产力发展到较高阶段出现的一种先进生产工具。数字技术可以被用于不同的领域和目的，例如信息传递、数据处理、网络通信、电子商务等。不同地区的每个企业或个体都有着根据自身实际自由选择是否拥抱数字经济和数字经济发展方案的权利。一旦这些经济主体开始进行与数字经济相关的活动后，数字经济的发展路径和方向便主要由市场竞争和企业创新所决定。随着先发地区数字经济活动的不断成熟，该地区的数字经济规模也必然会快速领先于其他地区。但数字技术本身并不具备制定和实施政策来缩小这种地区数字经济差距的意愿和能力。换言之，如果仅由市场发挥作用，数字技术作为生产工具的性质可能会使得地区数字经济差距呈现扩大化的趋势。因此，缩小京津冀数字经济差距需要发挥政府、企业、高校等各方合力，引导京津冀数字经济朝着协调、普惠的方向发展。

此外，缩小京津冀数字经济差距的另一个难点在于，目前尚未形成治理京津冀数字经济差距的主体，也缺乏相应的数字经济差距治理规则体系，即“谁管”“咋管”不明确。由于数字经济发展阶段不同，京津冀各地区对数字经济的发展理解和经验存在极大差距，仅靠各地区内部努力难以有效缩小京津冀数字经济差距。目前尚未形成专门治理数字经济差距的职能部门。数字经济的发展涉及多个领域，需要多个职能部门协同合作，但京津冀缺乏一个统一的职能部门来协调和统筹。数字经济的发展速度之快、辐射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是前所未有的。数字经济是新兴产业，数字技术也具有跨界性质，这也增加了缩小京津冀数字经济差距的难度，使得在短期内建立完善的京津冀数字经济治理规则体系的难度较大。总体而言，京津冀数字经济的发展远未达到成熟阶段，社会各界对数字经济的认知和理解依然不够深入，尚未形成有效的数字经济治理模式和制度机制。缺乏规则体系会导致数字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和不可持续性增加，从而扩大了缩小京津冀数字经济差距的难度。因此，“谁管”“咋管”问题同样是缩小京津冀数字经济差距的主要难点所在。

（二）缩小京津冀数字经济差距的重点

缩小京津冀数字经济差距的第一个重点是加快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缩小数字经济接入差距。数字基础设施是发展数字经济的基石。缩小京津冀数字经济差距，必须要加快天津市、河北省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以互联网普及率为例，虽然河北省的互联网普及率已有了较大程度的提升，但与北京市相比依然存在不小的差距。如不能尽快缩小河北省等地在数字经济接入方面的劣势，那么缩小京津冀地区的数字经济差距将更加困难。因此，未来依然需要以普及数字新基建为重点，推进京津冀各地的信息基础设施和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此外，还要因地制宜地根据各地实际需求和发展能力，制定差异化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方案。要针对实际解决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遇到的各类瓶颈，不断优化、丰富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方式和手段。

缩小京津冀数字经济差距的重点同样在于加强数字素养培育，缩小居民数字技能差距。数字素养和技能是地区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缩小京津冀数字经济差距同样要高度重视居民数字素养的加强和数字技能的提升。从数字经济发展的人口基础来看，河北省、天津市存在着巨大的发展数字经济的可能性，但这些地区与北京市相比存在明显差距的原因也同样在于居民的数字素养和数字技能方面。即使是同样在京津冀各地开展相同的数字经济活动，也可能会出现明显的数字经济产出差距，因为数字经济对数字能力和数字技术使用水平等方面具有较高的门槛要求^[6]，而天津市与河北省的居民数字素养和技能是远不如北京市的。因此，加强相关地区居民的数字技能培训，改善这些地区的总体数字素养也是缩小京津冀数字经济差距的重要环节。

最后，缩小京津冀数字经济差距的重点还在于推进数字乡村发展，缩小城乡数字经济差距。农村是京津冀的重要组成部分，缩小京津冀数字经济差距需要充分释放农村的数字经济活力。河北省的城镇化进程远落后于北京市和天津市，而当前阶段的数字经济主要是对城市依附性极强的一类经济活动，因此河北省内部的城乡数字经济差距可能是其与北京市相比稍显落后的重要方面。我国很多农村网民对手机这一数字媒介的使用依然停留在看新闻、打游戏等阶段。多年以来，河北省的城镇化率一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可以预期其发展乡村数字经济将面临着巨大挑战，这也可能由此成为河北省整体数字经济规模的短板。因此，缩小京津冀数字经济差距的重点同样在于关注农村数字经济发展需求，改善农村数字经济环境，从而补齐相关地区农村数字经济短板。

五、雄安新区：全国数字经济发展新标杆

六、缩小京津冀数字经济差距的着力点

七、总结

参考文献

[1] 张可云.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构建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N].光明日报，2022-11-01(11).

[2] 刘家旗，周桂芝，茹少峰.我国区域数字经济发展不平衡性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J].统计与决策，2022,38(16):108-112.

[3] LUNDVALL B A.Is There a Technological Fix for the Current Global Stagnation?A Response to Daniele Archibugi,Blade Runner Economics:Will Innovation Lead the Economic recovery?[J].Research Policy,2017,46(3):544-549.

[4] 张可云，庄宗武.数字经济、区域经济结构转型与中国空间经济政策调整[J].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38(4):25-32.

[5] 杨虎涛.社会—政治范式与技术—经济范式的耦合分析——兼论数字经济时代的社会—政治范式[J].经济纵横，2020(11):1-11,136.

[6] 田刚元，陈富良.经济全球化中的数字鸿沟治理：形成逻辑、现实困境与中国路径[J].理论月刊，2022(2):88-94.

[7] 石敏俊.雄安新区产业转型升级发展面临的挑战及应对思考[J].金融理论探索，2023(1):28-30.

注释

【1】以上数据分别来自《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报告（2022年）》以及河北省人民政府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