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局中国——中国区域经济学的奠基者陈栋生研究员的学术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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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区域经济评论》2014年第6期

作者：肖金成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

2014年，陈栋生先生从事学术研究已达60年。自1955年从东北财经学院毕业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经济研究所，陈先生即开始研究生产力布局和区域经济。在长达60年坚持不懈的研究中，不仅对中国区域经济理论及学科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也对中国的区域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陈先生的学术贡献体现在下述四个方面：

一、作为中国区域经济学的奠基者，为中国区域经济学科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

区域经济学是一个边缘学科，即使在国外也是一个新兴学科。正如胡佛在其所著的《区域经济学导论》一书中所述：“区域经济学是经济学中最年轻、最有生气的分支学科之一，它不久前才问世，证实了正式专业学科有过互相隔绝、忽视多学科协作才能探索的某些重要研究领域这种令人遗憾的倾向。直至最近为止，传统经济学家始终完全忽视‘哪里’这个问题，他们潜心研究很多问题，但没有注意分析的空间范围。传统地理学家虽然直接从事于‘哪里有什么’的研究，也还缺乏真正的解释方法，从人的行为方式和惯例方面来说明为什么，而只得求助于描述和制图。传统的城市规划人员，薄弱环节相似，也还在从建筑物造型和美学的角度全力研究理想化的城市布局。”区域经济学把经济学引入到空间之中，也就是说，不同的地域其经济效应是不同的，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经济学理论。地理学解决“哪里有什么”，区域经济学研究的是哪些资源对人类有用以及如何利用才更有价值，因此，区域经济学是一门应用学科，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现实的指导作用。直到不久以前，在我国专门研究这门学科的学者并不多，陈教授就是这不多学者中开始时间最早、研究时间最长的一位。陈教授主编的《区域经济学》在中国应属于开山之作，很多人正是从这本书里了解到什么是区域经济以及区域经济学的基本框架。此外，陈教授还主编了《区域经济学辞典》，这是直到今天在中国仍是区域经济学的唯一的一本工具书。

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并参与到区域经济研究和区域经济实践中来，陈教授于上世纪80年代末，发起创立了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并于1990年在河南省安阳市召开了成立大会。安阳会议是中国区域经济学界的一次盛会，许多政府机构派代表参加了大会，不仅吸引了全国各个研究机构的众多研究人员、各大院校的老师与学生，而且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此后，陈教授长期担任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主持学会工作，为学会的发展付出了大量精力，可谓呕心沥血。学会成立20多年来，召开了多次在社会上产生很大影响的会议，如1997年9月在南阳市召开了年会，1999年10月在西安市召开了以西部大开发为主题的年会。中共十六大、十七大召开之后，学会在合肥分别召开了区域经济新进展研讨会。每次研讨会，学会都收到近百篇论文，陈教授又花费很多精力结集出版。出版的论文集有：《区域经济研究的新起点》《西部开发：大战略、新思路》《中国区域经济新论》《区域协调发展论》《中部崛起论》《区域发展创新论》《区域科学发展论》《东中西协调互动论》等。

二、提出并论证了“三大地带划分”的理论，并正式写入国家“七五”计划

1984年，陈教授承担了当时的国家计划委员会委托的《“七五”和后十年中国生产力战略研究》课题，用了将近一年时间，完成了研究任务。在报告中，第一次提出了“三个地带”划分的理论，并提出了“三级梯度、三大地带、东靠西移、横向联合、中心开花、极核先抓、墨渍扩散、辐射联系、产业走廊、纵横交错、空间网络、运转灵活”的发展思路，后来，又补充提出了“适度倾斜、协调发展、合理分工、各展所长、优势互补、结构递进、动态耦合、以点带面、连点成带”的发展思路。这些很早以前提出的思路，从事区域经济研究的学者耳熟能详，时至今日，仍历久弥新，脍炙人口。

1986年，红旗出版社出版的《学习“七五”计划文件问题解答》，其中收录了陈教授的两篇文稿，一篇题为“为什么说我国经济分布客观上存在着东、中、西部三大地带？”，另一篇题为：“为什么必须把东部地区的发展和中、西部地区的开发结合起来？”。

在第一篇文稿中，陈教授开宗明义：“经济布局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具有长远性质和全局性质的战略问题。而现有经济分布的基本态势，又是确定经济布局战略对策的重要根据。”陈教授在文中介绍了划分三大地带的根据和范围，我把当时陈教授划分的范围和现在官方文件确定的范围作了对比，东部地带完全相同，中部地带有一些差异，包括陕西、宁夏和四川东部地区。西部地带少了陕西，只包括四川的西部地区和内蒙古的西部地区。虽然和官方确定的范围有小的差异，我个人仍然认为陈教授对三大地带的划分更科学，更符合实际。而且，陈教授对经济地带的划分没有以省级行政区为基本单元，他把四川与内蒙古分别分为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这是完全符合实际情况的。他认为：“根据地区经济技术发展水平和特点，划分经济地带，对于在国家统一计划指导下，围绕全国经济建设总目标的实现，制定适合各自条件和特点的区域性发展战略，更好地发挥各地带的优势，加强各地带之间的横向联系都具有重要意义。”在这篇文稿中，陈教授十分准确地预测了本世纪初国家将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他当时认为：西部地带面积辽阔，约占全国国土面积的一半，人均土地资源为全国平均值的四倍，可利用的草原面积占全国80%以上，能源、矿藏资源、森林和瓜果、山货土特产资源也非常丰富。今后随着大规模开发的各项前期准备工作逐步就绪，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将成为全国经济建设的重点地区，各种丰富的自然资源将会陆续地由潜在优势转化为现实优势。

陈教授在第二篇文稿中，阐述了东西互补、东西合作、东西联动的思想。陈教授提出：“正确处理东部、中部、西部三个地带的关系，充分发挥三个地带各自的优势，进一步发展他们相互之间的横向经济联系，把东部地区的发展和中、西部地区的开发很好地结合起来，使经济全面振兴，人民共同富裕，是我国地区经济布局的基本指导思想。”陈教授在文中不仅提出了支持东部地区率先发展的思路，同时也提出：东部地区有责任主动考虑使自身的发展和中、西部地区的开发有机结合起来，帮助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全国经济的振兴和人民的共同富裕，进一步加强各民族的大团结，也有利于万里边防的巩固。他在文中这样表述：为了在下世纪20年代，使我国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到下世纪中叶成为世界第一流繁荣富强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就必须使我国面积广袤、各类资源及其丰富的中部和西部地区得到大规模开发。在20世纪内，西部地区应大力抓好本区的农林牧业、交通运输业，开发本地富有又为国家急需的各种资源，相应发展一些加工工业和民族特需用品工业，从各方面为20世纪末、21世纪初建设重点向西部转移做好充分的准备。

三、系统研究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空间布局理论

改革开放后，陈教授对工业布局和环境保护进行了系统研究，先后撰写了《论工业布局》（连载于《贵州社会科学》1982年第3、4两期）、《生产力布局与经济效果》（发表于《学术资料》1981年第103期）、《环境经济学初探》（载于《云南社会科学》1982年第6期）等论文。1984年1月，陈教授出版了第一本专著《工业布局与环境经济学》。在这本书里，系统论述了工业合理布局的意义与任务、工业布局的主要条件、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工业布局的变化与成就、工业布局的主要环节与问题、改进工业布局的主要途径、环境经济学研究的对象与性质、环境经济学的主要研究内容、环保工作和环境经济问题等。陈教授在这本书中提出：“调整工业布局，实现工业布局合理化，是经济调整的重要内容，也是使我国经济发展走上速度实在、效果较好、人民受惠更多的新路子的前提之一。”“合理布局工业，有利于环境保护和生态平衡的保持，有利于保障适于人民生活的清洁、卫生、优美的环境，保护国民经济当前和长远发展需要的自然物质基础。”“环境和生态系统，既是经济再生产过程的资源和能源的提供者，又是经济再生产过程各种排泄物的承受者。两者之间复杂的‘输入’和‘输出’关系，决定了经济再生产过程如要顺利进行，既需遵循客观经济规律，也要遵循自然经济规律。”陈教授不仅是中国区域经济学的奠基者，也是环境经济学的奠基者，他是较早认识到经济发展对环境产生重要影响的经济学者。他给环境经济学下的定义是：就是综合运用经济学和环境科学的理论与方法，研究经济发展同环境的相互关系，寻求经济发展同环境质量之间的协调和动态平衡的科学。他认为环境经济学研究的任务，就是寻求实现经济发展和环境之间的相对平衡的途径，为保护和提供人类健康和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自然物质基础服务。

回首30年前，当一位经济学者敲响保护环境的警钟时，并没有引起当时的人们应有的警觉。时至今日，当“有河皆干，有水皆污”，当人们期盼优质安全的农产品，当雾霾已成为城市上空挥之不去的“常客”时，不知人们是否记起30年前一位区域经济学者的呼吁？

20世纪90年代初，陈教授在多年系统研究的基础上，撰写并发表了《我的空间经济观》《经济布局的理论与实践》。从学理上，将生产力布局看作是多层次、经纬交织的多维网络系统，按布局客体的繁简，有总体布局与个体布局之别；从空间单元看，包括点、线、面、网；从构成看，包括产业布局与区域布局；从空间范围看，有宏观布局、中观布局、微观布局。在《我的空间经济观》中，陈教授系统阐述了空间经济学理论：“生产力布局与区域经济学是对国民经济空间侧面发展与运行规律进行专门研究的经济理论。生产力布局从俯视的角度，分析资源与要素分布、流动与空间聚合；区域经济学从平视的角度，研究区域的结构、差异、发现、耦合与区际关联等。两者如同一枚硬币，不同视角下显现不同的画面，而实体为一。”

这些理论成果，发展和丰富了空间经济学理论，并被区域经济学者与规划制定者应用于规划实践，对区域战略、区域规划、区域政策的制订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四、对西部大开发战略进行超前研究，为国家推出西部大开发战略提供了理论依据

陈教授不仅在1985年准确预测了国家在20世纪末将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而且于1995年，组成研究团队，系统研究了西部开发问题，撰写了几十万字的研究报告，并以《西部经济崛起之路》为题正式出版，可以说，这部书成为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先声。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推出之后，陈先生以“大战略、新思路”为主题词，发表了一系列论文，提出树立新的发展观，以人为本，走经济—社会——自然三维交合，系统协调发展之路，坚持经济建设与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陈教授在《对西部大开发的战略思考》一文中提出：要运用市场和政府两种手段，整合三股力量。“在西部大开发中，市场机制和政府干预两种手段都应发挥作用。要建立和完善市场体系，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对推进西部发展的积极效应。”“加快西部地区发展目标的实现，有赖于三股合力：一是进一步调整、完善区域政策。加大中央政府对西部地区政策投入、资金投入的力度。二是广泛推进东部和西部之间多层次、多形式的经济技术协作，加大发达地区对欠发达地区的帮扶力度；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推动要素的跨区域流动和跨区域的资产重组。三是加快西部改革开放的步伐，进一步探寻适应国内外大市场新态势、适合西部区情的发展战略与对策”。此后，他以70岁高龄，撰写出版了《西部大开发与可持续发展》一书，主编了《西部大开发干部参考读本》，系统提出了西部大开发的思路、产业重点、空间布局和政策建议，成为国家制定西部开发政策的重要依据和各级政府工作人员、广大人民群众认识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最具影响力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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