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深化金融科技赋能 打造金融“数智港湾”

近年来，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等新兴技术和金融业务不断融合，金融科技在现代经济金融运行中扮演着愈发重要的角色。2016年12月，《钱塘江金融港湾发展规划》的公布正式掀起了建设钱塘江金融港湾的序幕。此后两年内，浙江省政府及杭州市政府陆续推出《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推进钱塘江金融港湾建设的若干意见》《杭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钱塘江金融港湾建设的实施意见》《杭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钱塘江金融港湾建设更好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的政策意见》等政策指导性文件，将钱塘江金融港湾建设落到实处。2021年6月，浙江省政府提出《浙江省金融业发展“十四五”规划》，进一步明确了“搭建数智金融平台，打造全国一流新兴金融中心”的金融业发展目标。2022年1月，《钱塘江金融港湾发展实施计划（2021-2025年）》正式发布，其中提出浙江要打造“数智港湾”，以数字化改革为引领，在钱塘江金融港湾率先形成数智化区域金融运行体系。

然而，建设“数智港湾”存在诸多挑战，数据孤岛现象普遍、产融结合程度不足、监管缺位缺失等问题亟待解决。在此背景下，浙江有必要思考如何鼓励企业创新金融科技，深化产业数字化改革，将钱塘江金融港湾打造成为一个具有浙江特色的“数智港湾”。

2016年规划发布后，在各级政府部门的共同努力下，钱塘江金融港湾快速崛起，成为浙江金融新高地，引领本省金融产业从“西湖时代”步入“钱塘江时代”。截至2021年末，钱塘江金融港湾顺利完成第一个五年的战略任务，现已基本形成“1+X”空间布局，其中“1”是指以钱江新城和钱江世纪城组成的核心区，“X”是指一系列金融特色小镇（集聚区）。

（一）“1”——核心区

钱江新城地处钱塘江北岸，规划面积21平方公里，兼具金融、贸易、信息、商业、办公等多种功能，建有财富金融中心、波浪文化城、国际会议中心等标志性建筑，成功引进浙大AIF产研中心、世界银行全球数字金融中心、恒生科技金融产业园等平台和项目。钱江新城经过20余年的发展，已发展成为现代化大都市的新中心。2017年底，杭州市政府提出“拥江发展”战略，钱江新城2.0建设应运而生，以浙江“湾区之芯”和杭州未来“城市之芯”为战略定位，进一步推进城市国际化进程。

钱江世纪城坐落于钱塘江南岸，规划面积22.27平方公里，依托会展文创、金融、科技、总部四大产业，建成了会展文创产业集聚区、ABC产业集聚区、金融产业集聚区、总部集聚区，形成了“一带、双轴、三片、多区”的空间布局。钱江世纪城围绕“杭州城市新中心、钱塘江金融城、大都市新封面”的战略定位，汇聚了浙商银行总部、省交投金融中心等金融机构，中国（杭州）5G创新谷、杭州区块链产业园、钱江世纪城智慧科技园等孵化平台，之江创投研究院、钱塘江金融港湾金融科技实验室、北京大学信息技术高等研究院等智库研究机构。2021年，钱江世纪城财政总收入91.39亿元，地方财政收入60.42亿元，连续五年保持高速增长；区域内累计注册企业16000余家，规模以上企业108家，税收超千万企业49家（不含房地产），税收“亿万楼”7个。图1为2017-2021年钱江世纪城财政收入。

（二）“X”——金融特色小镇（集聚区）

目前，钱塘江金融港湾共有11个金融特色小镇，分布在杭州、宁波、嘉兴、金华、台州等浙江多个城市。其中，玉皇山南基金小镇、湘湖金融小镇、西溪谷互联网金融小镇发展速度较快、成绩斐然，因此下面将以这三个金融特色小镇为典型，阐释它们的差异化发展之路。

玉皇山南基金小镇背靠玉皇山，南临钱塘江，建立伊始对标美国“对冲基金之都”格林尼治，目标是打造成为一个以私募基金为核心，集金融、文创、旅游于一体的特色小镇。具体而言，玉皇山南基金小镇的定位是以股权投资类（天使投资、创业投资、股权投资）、证券期货类（对冲基金、量化投资基金）、财富管理类投资机构为产业核心，形成新金融产业链，构建私募基金生态圈。玉皇山南基金小镇虽然规划面积仅5平方公里，但却依靠金融产业集群，形成品牌效应，吸引了国新国际、敦和资管、凯泰资本、永安国富等多家私募巨头入驻。自2015年揭牌以来，经过六年多的飞速发展，玉皇山南基金小镇已成为浙江金融“金名片”。截至2021年12月，该小镇累计入驻金融机构2344家，总资产管理规模11655亿元，吸引5000余名国内外高端金融人才入驻，自创建以来累计实现税收超130亿元，位居钱塘江金融特色小镇之首。图2和图3分别为2015-2021年玉皇山南基金小镇入驻机构数量和资产管理规模以及税收收入。

湘湖金融小镇围绕“金融+科技+生态”的定位，重点发展私募金融，构建私募基金生态圈和企业投融资全产业链，着力打造中国版“苏黎世湖区”。目前，湘湖金融小镇引进红杉中国、普华资本、鼎晖投资、浙商创投等多家金融巨擘，拥有浙江大学金融学院“双创”基地、信雅达特殊资产产业园和万向区块链产业园等金融科技资源，成功举办丝路国际联盟大会、全球共享金融论坛·湘湖峰会等一系列金融论坛会议，逐渐发展成为私募金融产业高地。截至2021年末，湘湖金融小镇企业数量1224家，税收总额超10亿元，基金数量1330支，注册资本970.29亿元，资产管理规模超4000亿元。图4和图5分别为2017-2021年湘湖金融小镇入驻机构数量和资产管理规模以及税收收入。

西溪谷互联网金融小镇聚焦互联网金融、金融科技基础设施和创业风险投资三大核心业态，形成“一轴五星”空间布局。自2015年规划建设起，先后有蚂蚁金服、网商银行、芝麻信用等阿里系重点企业和浙江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蚂蚁Z空间、赛伯乐基金小坞、X-WORK众创空间等重点平台入驻。2021年，西溪谷互联网金融小镇又引进浙商回归产业园、蚂蚁链产业创新中心、西溪金融总部经济园、纯白矩阵区块链国际生态中心等重点项目，发挥产业聚集和辐射效应，进一步完善金融科技上下游产业链，力争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互联网金融创新中心。

《钱塘江金融港湾发展实施计划（2021-2025年）》提出，到2025年，要重点打造“数智港湾”，即以数字化改革为引领，形成数智化区域金融运行体系。而钱塘江金融港湾雄厚的金融产业基础、较强的金融科技应用能力和良好的金融科技生态建设，为打造“数智港湾”提供了有利基础。

（一）金融产业基础雄厚，企业发展潜力巨大

钱塘江金融港湾作为浙江金融产业集聚高地，汇聚了金融机构、金融资本、金融人才、金融市场等金融要素，拥有雄厚的金融产业基础。构成钱塘江金融港湾核心区的钱江新城和钱江世纪城吸引了大批企业总部和研发中心落户，截至2020年末，已有69家省级以上持牌金融机构、6家大型要素交易平台、500余家金融衍生机构和金融科技公司入驻。此外，玉皇山南基金小镇、云栖小镇、西溪谷互联网金融小镇等一系列特色金融小镇也相继落地，实现金融资源和实体产业有机融合，推动区域产业转型升级。经过五年的发展，钱塘江金融港湾主规划区的金融业增加值占全省的比重超过36%，存贷款余额占全省的份额超过34%，直接融资比重超过27%，集聚各类金融机构、规模化私募基金及财富管理机构超5000家，管理资产规模超2万亿元。

钱塘江金融港湾的发展目标是成为一个成熟的国际国内金融中心，而与同样位于长三角经济圈的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相比，虽然陆家嘴金融城拥有更大的经济体量和更高的金融业增加值，且吸引了大批头部外资资管机构落户，但是钱塘江金融港湾没有陷入上海“大都市阴影区”效应，而是坚持错位发展战略，借助钱塘江两岸各地区的区位优势，发展金融特色产业，走出了一条差异化发展之路。错位发展战略带来的协同互补效应结合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带来的经济辐射效应，将有利于钱塘江金融港湾建设更完善的金融要素市场，营造更好的金融产业生态，助力有潜力的金融科技企业做大做强。

（二）金融科技优势显著，场景应用能力领先

钱塘江金融港湾聚集了一批具有较强技术研发和场景应用能力的金融科技巨头，它们通过实现金融与科技深度融合，打造了多个典型的金融科技应用场景，发挥金融科技优势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其中，多数企业通过自主研发或强强合作实现了区块链技术的落地。下面将以恒生电子、浙商银行、蚂蚁集团、趣链科技四家企业研发的金融科技产品为例，阐释金融科技赋能产融结合。

针对实体经济供应链中上下游企业资金不足，融资难、融资贵等痛点，恒生电子基于大数据、区块链、智能风控等技术自主研发供应链金融服务平台，对接供应链资产和金融机构资源，为企业集团、三方服务机构等提供安全可信在线供应链金融服务平台，提供场景化、数字化的多种融资模式，并且还能满足不同参与方的安全和隐私保护要求。目前，该平台已在医疗、农业、钢铁等行业的多个供应链金融业务场景中成功应用。

浙商银行探索出“区块链+物联网”模式，为供应链金融提供了较为成熟的落地方案。在区块链方面，浙商银行与趣链科技展开合作，基于区块链技术研发了企业应收款链平台，帮助企业提前变现应收款，缓解资金周转及支付压力，实现资金无障碍流转。此外，浙商银行还在场外交易市场成功发行银行间市场首单区块链应收款ABN“浙商链融”，通过资产证券化的方式，将应收款链平台上的基础资产发行在债券市场，帮助企业盘活应收账款、拓展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而在物联网方面，浙商银行通过物联网传感器实现控物、物流等全程监控，使客户、监管方和银行等各方参与者均可以从时间、空间两个维度全面感知和监督动产存续的状态和发生的变化，进行风险监控和市场预测。

2019年初，蚂蚁集团推出双链通供应链金融服务平台，通过区块链技术驱动供应链融资，打造“区块链”+“供应链”的双链平台。双链通平台将核心企业应收账款数字化，通过生成数字化信用区块并将其记录存储在区块链之中完成了应收账款向数字信用凭证的转化，从而畅通了应收账款信息在供应链中自由流转的渠道，使供应链末端的中小企业得以依托核心企业的信用获取融资服务。同时，核心企业、上游供应商、下游经销商、金融机构、增信机构上链使融资流转过程变得清晰透明、不可篡改，确保交易背景真实可信，有效防控融资风险，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贵、融资难”的难题。图6为蚂蚁集团双链通平台架构设计。

图6 蚂蚁集团双链通平台架构设计

趣链科技研发了BlocFace区块链服务平台，以提供企业级区块链服务为出发点，以云原生技术为突破点，助力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BlocFace平台提供区块链可视运维与研发的服务，显著降低了金融机构运用区块链技术的门槛。目前，该平台已为上交所、深交所两家证券交易所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光大银行、浙商银行等多家银行机构提供区块链基础设施服务，推动可信区块链业务的落地。图7为趣链BaaS平台BlocFace架构设计。

图7 趣链BaaS平台BlocFace架构设计

（三）金融生态建设良好，政策支持效果明显

浙江省各级政府部门对入驻钱塘江金融港湾的金融科技企业创造了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一方面给予它们奖励、补贴、免税等优惠政策，另一方面组织举办多场国际峰会论坛，打响钱塘江金融港湾“金名片”，提高国内国际知名度，推动区域内金融产业数智化转型。

为鼓励金融机构在钱塘江金融港湾集聚，杭州市政府对在钱塘江金融港湾落户的银行、证券、基金、资产管理、保险、信托、期货等金融企业总部给予500万元至5000万元不等的奖励和额外的购（租）房补贴。为改善钱塘江金融港湾金融生态环境，杭州市政府在钱塘江金融港湾实行宽松的税收政策，对金融同业往来利息收入、金融商品转让收入、金融机构向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发放小额贷款利息收入等多项营业收入免征增值税，给予金融机构巨大的税收优惠。为促进金融更好服务实体经济，杭州市政府加强与银行、保险等金融机构的合作，为钱塘江金融港湾的实体经济争取更多融资供给。为加强科技与金融结合力度，杭州市政府对落户钱塘江金融港湾的科技型中小微企业给予财政补贴，并设立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天使引导基金、文创产业基金等政府引导基金，扶持有潜力的科技型中小微企业做大做强。

与此同时，钱塘江金融港湾积极举办钱塘江论坛、全球私募基金西湖峰会、全球并购白沙泉峰会等国际峰会论坛，搭建国际化合作交流平台，为港湾金融科技生态优化带来巨大的空间。在浙江省政府、杭州市政府、浙江省地方金融监管局、杭州市金融办等政府部门的支持下，钱塘江论坛已成功举办五届，邀请国内外政要、国际组织高管、行业领袖、金融巨擘等大咖，共同探讨数字经济转型升级、金融科技赋能、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等热点话题，深化浙江省金融改革，金融产业转型升级，实现金融业高质量发展，助力杭州将钱塘江金融港湾打造成为一个具有全球竞争力、影响力、辐射力的金融高地。全球私募基金西湖峰会聚焦资产管理和私募基金行业，致力于打造一个专业化、精品化、国际化的高端资本对话平台，促进金融机构、金融资本、金融人才、金融市场等金融要素融合，推动私募行业高质量发展，打响钱塘江金融港湾国内国际知名度。

虽然钱塘江金融港湾具有良好的发展基础和广阔的发展前景，但仍然存在着不少问题亟待解决，其主要体现在金融数据共享不便、金融科技应用场景有限、监管缺位缺失现象尚存等方面。

（一）金融数据难以有效共享，信息孤岛现象普遍存在

数据是金融科技发展和竞争的核心资源，数据的有效共享是产业数字化转型的必然要求，也是打造“数智港湾”的重要支撑和保障。数据共享依赖于完善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新基建”主要包括5G基站建设、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多项领域。联系钱塘江金融港湾发展现状，钱塘江金融港湾的“新基建”重点具体可以分为两方面：一是以5G、新一代互联网、低空飞行互联网为代表的具备传输功能的网类基础设施，二是以数据中心、城市及行业云、城市及行业数据中台、创新研发平台为代表的具备数据存储处理功能的云类基础设施。

依托金融科技产业集聚，钱塘江金融港湾在“新基建”领域发展迅速。2017年，西溪谷互联网金融小镇诞生了全国首个区块链产业园，搭建出一个高水平的区块链基础设施平台，在中国区块链产业园15强中位列榜首。阿里云计算产业园、杭州云谷产业园相继落地，为钱塘江金融港湾提供了完善的云数据中心，同时也带来了丰富的云服务与生态。钱塘江金融港湾还拥有杭州5G创新园、杭州人工智能产业园等数字产业集聚区，在5G网络建设、下一代互联网(IPv6)规模部署和人工智能融合平台搭建等方面成效颇丰。

但钱塘江金融港湾的“新基建”仍存在诸多问题，距离共建共享、互联互通、标准化、开放型的要求还有一定差距。一方面，钱塘江金融港湾缺少联通金融数据、企业数据、政务数据与公共数据的跨领域服务平台，不同主体之间存在数据壁垒，难以进行融合创新；另一方面，钱塘江金融港湾缺少串联多省市的跨区域金融服务平台，核心区无法与宁波、湖州、嘉兴、绍兴、舟山等省内其他城市有效联通，也无法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等长三角金融科技高地有效对接，不利于金融数据的安全流通和共享开放。数字基础设施的缺失使数据难以成为资源，“信息孤岛”问题的存在也会使金融业数智化改革的进程搁浅。

（二）金融科技应用场景有限，产融结合方式缺乏创新

金融科技发展的初心和最终目的都是使金融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其实现形式是多样的，比如API开放平台、大数据征信、消费金融、供应链金融、自动化营销等。钱塘江金融港湾在支付结算、融资信贷等领域的金融科技发展水平居于全国领先地位，但产融结合情况却不理想，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产融结合方式较为单一，金融科技服务实体经济的主体大多为银行机构，但在证券、基金、信托、保险等其他金融行业，金融科技渗透率较低，应用场景较为有限；二是在钱塘江金融港湾虽然引入了众多金融机构和高科技企业，但却存在着头部企业集中度过高的问题，以蚂蚁集团为代表的阿里系企业占据了绝大部分金融科技市场份额。虽然阿里系企业拥有世界领先的信息技术，在B端（企业）接入多种应用场景，在金融科技2B（对企业）赋能领域的各方面优势都很明显，但缺乏本地竞争对手，不利于产融结合方式的创新。而上海外滩金融中心和陆家嘴金融中心拥有东方财富网、众安保险、陆金所、大智慧、汇付天下等十余家金融科技上市企业，还有点融网、银联商务、快钱等“独角兽”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逐渐拓展金融科技应用场景，为B端企业提供更丰富的金融科技产品。

（三）金融科技运用风险较大，监管缺位现象不容忽视

创新和监管的平衡是目前数字金融领域最薄弱的环节，主要表现为创新衍生的操作运行与监管的缺失缺位，创新带来的道德风险与法律滞后等。钱塘江金融港湾集聚了一批金融机构和科创公司，一些金融科技企业业务过度扩展蔓延，触角伸至金融监管灰色地带，形成系统性金融风险。2018年至2020年，多多理财、牛板金、微贷网等多家位于钱塘江金融港湾的P2P平台发生暴雷事件，给投资者带来巨额损失。微贷网曾是杭州第一大P2P平台，公司成立九年间陆续向公众吸收存款3000亿元，但有高达85亿的资金无力偿还。2020年12月，蚂蚁金服叫停上市，其背后的原因是旗下部分金融产品有着高达百倍的杠杆率，而且产品受众范围广，吸收存款金额巨大，一旦发生经营危机，将给投资者带来巨大损失，甚至会扰乱国家金融市场稳定秩序。

为应对金融科技创新带来的潜在风险，钱塘江金融港湾在大力推进金融业数智化改革的同时，以“监管沙盒”为核心不断推进金融科技监管创新工作。2020年4月，杭州获批金融科技创新监管试点，钱江新城联合浙大AIF产研中心打造全国首个政产学研金融科技孵化器，探索杭州版“监管沙盒”模式。以杭州银行、建行、农行、工行为代表的银行机构和以连连智能、海康威视、传化支付、同盾科技为代表的金融科技企业积极参与金融科技创新，先后推出两批金融科技创新监管试点应用，基于人工智能、区块链、隐私计算等数字科技，赋能农村金融、智能银行、跨境电商融资等领域。

但目前钱塘江金融港湾监管科技的发展仍处于初级阶段，在宏观层面尚未完善配套规则和监管法律，在微观层面还需规范准入退出标准、消费者保护准备等运行机制，与真正的“监管沙盒”机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虽然钱塘江金融港湾早在2018年就成立了中国区块链监管沙盒杭州湾产业园，但是实际上该“监管沙盒”并没有政府或政府监管机构的直接参与，由于缺乏“监管”这一核心要义，它与普通的产业园或产业集聚区没有本质区别，是一个政府缺位的伪“监管沙盒”，并不具有实际意义。此外，钱塘江金融港湾缺少针对监管科技创新的规划方案，难以构建数字化监管体系，金融科技企业也缺乏内在创新动力。

为解决钱塘江金融港湾的现存问题，相关政府部门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努力，争取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础上实现迭代升级，成功打造“数智港湾”。

（一）打通横纵数据屏障，有力破除数据孤岛

现阶段的金融数据共享开放只是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数据流通，但要实现更大范围、更深层次的开放共享，还需融合跨领域、跨地区、跨层级、跨业务的数据资源，构建多领域、全方位的数智化区域金融运行体系。

一方面，要加快打通横向数据屏障，破除数据部门权属的分割，推动金融数据与政务数据、社会数据、商业数据的融合互通。由于来自不同部门的数据内容庞杂，缺乏权威统一的定义和标准，即便是同类数据也会出现统计口径不一的问题，碎片化的数据给清洗工作带来巨大困难，因此打破横向数据壁垒首先需推进数据标准化建设，建立统一的数据规则和技术要求，增强跨领域数据之间的可比性，保证数据流通的准确性、完整性、一致性、时效性，提高数据质量与价值。此外，由于数据所有权分属于不同部门，引发了数据权力边界不清、权益分配规则不明、纠纷解决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因此要使金融数据与其他领域的数据互联互通，应加快数据权属相关立法，形成数据开放共享、交易流通和权益分配的法律规范，明确可流通数据的范围和流通规则，并在此基础上，推动建立完善的数据交易机制和共享平台，提高数据资源的关联性和协同效应，有力破除数据孤岛问题。例如，钱塘江金融港湾可以依托“杭州e融”杭州金融综合服务平台，推进“大脑+平台”的数智金融平台建设。目前该平台已接入市政务数据共享交换平台和市公共信用信息平台，此后应争取与央行征信系统等更多数据中心对接，将其建设成为一个“城市金融大脑”。

另一方面，要加快构建省市区（县）三级联动的“金融数据池”，借助大数据和云计算技术，建设全省一体化的数智金融云平台，打通杭州主规划区和“钱塘江—富春江”沿线各金融集聚区之间的跨地区数据壁垒，形成上下联动、纵向贯通的金融格局。此外，钱塘江金融港湾地处长三角南翼，接受上海的经济辐射，两地金融机构和科技企业交流频繁，同时，钱塘江金融港湾以“积极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对接上海国际金融中心”为发展定位，因此有必发掘跨地区金融合作机遇，依托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技术，构建长三角数智金融网络，提高金融数据省际流通效率。

（二）加快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助力实体经济转型升级

钱塘江金融港湾虽然集聚了众多金融科技企业，但是大部分企业是位于金融科技产业链中游的金融科技服务商，而关注核心芯片设计、软件设计平台研发、高端零部件生产等软硬件设备研发的上游企业较少。而海康威视、大华股份自从被列入美国“实体清单”后，其核心原材料供应受到影响，制约了核心技术能力的提升。因此，未来钱塘江金融港湾应提升区域内上游企业实力，充分发挥金融产业集聚效应，将金融科技优势辐射到下游的证券、银行、保险、基金、资管等金融机构，加速实体经济数智化转型。图8为金融科技产业链。

图8 金融科技产业链

钱塘江金融港湾应遵循《浙江省数字基础设施发展“十四五”规划》，扩大对“新基建”的有效投资，坚持“政府引导、市场主导、多方参与”的共建共享机制，深化与浙江大学、西湖大学、之江实验室、阿里巴巴“达摩院”等科研平台和智库机构的合作，并引进一批金融科技产业链上游企业，鼓励金融科技企业关注底层关键技术的研发，提升数字科技研发力，突破5G网络、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数字基础设施制造等领域的核心技术限制，增强核心芯片、基础软件、系统装备的供给能力，减少对国外芯片、服务器、操作系统、中间件等核心软硬件的依赖。同时，应将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成果推广并应用到实体经济，带动全要素、全产业链、全价值链实现数智化，形成数字基础设施“建”“用”互促的生态体系。

（三）丰富金融科技应用场景，延伸金融服务触角

金融科技不仅要帮助金融自身可持续发展，更要挖掘它的外部效应，运用科技赋能实体经济。针对产融结合方式单一的问题，钱塘江金融港湾应鼓励包括证券公司、基金公司、信托公司、保险公司在内的更多金融机构积极参与行业金融科技创新，促进市场各方交流协作，扩展金融科技应用场景，以技术创新赋能金融业高质量发展。针对头部企业集中度过高的问题，钱塘金融港湾应重视科技型中小微企业的发展，加大信贷支持和融资保障力度，并给予适当的财政补贴，为科技型中小微企业提供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同时，应培育壮大有潜力的科技企业，助力趣链科技、连连支付等“独角兽”和“准独角兽”企业上市，形成健康的市场竞争格局和有序的市场竞争秩序，鼓励金融科技企业推出多样化金融科技产品，延伸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触角，加快产融结合速度。图9为金融科技服务实体经济的作用机制。

图9 金融科技服务实体经济的作用机制

此外，浙江于2021年被中央列为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2022年发布的《关于金融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中也提到了要完善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和“专精特新”企业的金融服务，要提升金融服务科技创新能力，为科创企业提供持续资金支持。因此，在建设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之际，钱塘江金融港湾还应利用金融科技推动科技、产业、金融协调发展，优化金融资源配置，增强经济内生动力，为实现共同富裕创造有利条件。

（四）鼓励金融监管科技创新，完善“监管沙盒”机制设计

钱塘江金融港湾应利用好杭州金融科技创新监管试点优势，创新监管科技的研发和应用模式，借鉴国内外成功经验，制定符合本地特色的“监管沙盒”落地方案。

在宏观层面，根据钱塘江金融港湾的发展现状，不断优化“监管沙盒”顶层设计。一方面，由于金融科技创新范围广、种类多、专业性强，难以将“监管沙盒”设立在单一监管机构下，而是需要多方合作，因此需进一步明确监管主体，协调金融监管局、证监会、银保监局、行业自律机构之间的分工与合作，提高金融监管效率；另一方面，目前还未出台国家层面的金融科技监管法案，但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迫在眉睫，应加快出台地方级监管科技指引文件和发展规划，完善金融监管法律体系建设，确保金融监管试验在运行过程中的规范性和有效性。

在微观层面，基于钱塘江金融港湾的金融科技产业发展情况，完善“监管沙盒”制度体系。一方面，应细化入箱出箱标准，根据金融科技发展规划制定企业准入标准，排除业务应用前景不明、缺乏项目可行性的申请企业，同时明确运行测试机制和信息反馈机制，防范产品项目跟踪过程中的可能发生的各种风险，最后在测试项目通过考核后发放牌照；另一方面，由于“监管沙盒”测试项目可能存在机构资质不达标、业务经营不合规、风险防控不到位等问题，可能使消费者权益遭受损害，因此还应重视消费者权益保护，在“监管沙盒”测试期间保障消费者的合法知情权、自主选择权、信息安全权和隐私权。图10为构建钱塘江金融港湾“监管沙盒”的设计方案。

图10 构建钱塘江金融港湾“监管沙盒”的设计方案

本文作者为金赟，财通证券规划发展部副总经理；孔维莹，财通证券规划发展部 研究员。感谢大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