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黄祖辉：实现共同富裕要解决低收入群体的“缺能”“缺权”问题

在乡村振兴、城乡融合的大背景下，共同富裕应该如何推进？日前，华中农业大学邀请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首席专家黄祖辉就“共同富裕发展的背景和路径”一题开展线上讲座。黄祖辉在讲座中指出，解决了低收入群体的“缺能”“缺权”问题，才能真正实现共同富裕。

经济高速发展的三大红利消退

国家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提出共同富裕发展？黄祖辉认为，共同富裕既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本质要求，也是高质量现代化强国的基本要求。“现在提出共同富裕，是因为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到了这个阶段，打赢脱贫攻坚战，总体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经超过一万美元，到了一个中等收入水平的国家。我们的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变成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黄祖辉认为，城乡、区域不平衡问题相对突出，居民收入差距较大，我国在迈向现代化强国的过程中要补短板。

“我个人感觉我们是比较典型的以不平衡发展模式实现持续30年的高增长。不平衡发展主要体现在城乡二元结构，城乡二元经济在很多国家都存在，但城乡二元社会体制是中国独有的，强政府制度能驾驭不平衡，再加上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实现了高增长。”

三大红利首先是改革红利。农村经营制度改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以后，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1984年粮食生产总量就达到8000亿斤，甚至出现了卖粮难的问题。

其次是开放红利。黄祖辉指出，在1980年代后期到1990年代，得益于外需增长，经济保持了高增长，“我算了一下，实际上我们50%左右的高增长是靠国际市场。”黄祖辉强调，城乡二元体制下，国内劳动力成本低，土地价格便宜，进而降低了生产成本，在国际市场上具有竞争优势。

最后一个是人口红利，人口年轻化、生产效率高、人力成本低。

黄祖辉认为，现在形势变了。人口老龄化，改革进入深水区，国际环境趋紧，内需消费需求不足，三大红利在消退。

推进共同富裕的重点是“提低”

黄祖辉指出，目前中国的人均GDP已经超过一万美元，如果是在比较均衡的基础上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国家环境相对稳定，没有发生大的经济危机，随着发展的惯性，国家将进入发展的快车道，“反过来讲，如果国家不是均衡发展实现中等收入，而是在一些结构性差距问题还没有很好解决的基础上实现的，那么就有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

他举例说，“亚洲四小龙”是成功案例，自1960年代高增长经济起飞，达到人均中等收入，步入现代化。拉美国家则是不成功的案例，1960年代也达到人均中等收入，但到现在都没实现现代化，就是因为发展不平衡。黄祖辉解释：“拉美国家跟我们不一样。我们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农民还有宅基地、承包权，有个退路。但拉美国家没有退路，经济好没问题，但一碰到外部环境不好，遭遇经济萧条，内部矛盾激化，马上就倒退，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黄祖辉认为，当前国内城乡、区域发展的不平衡问题持续下去，会对经济社会带来影响，“可以说，四十多年来我们的经济高速发展和人力资本改进是失衡的，产业转型升级之后劳动力无法适应产业，劳动力水平相对较低，平均文化水平不高，收入有限，需求就有限。”黄祖辉介绍，尽管我们是世界上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最大的国家，达到4亿人，但还不到三分之一的人口，换句话来说，超过三分之二是低收入群体。一方面现在国家强大，部分群体消费能力很强，另一方面区域、城乡的收入差距悬殊，导致了内需不足、无法拉动经济，同时收入差距过大，又会导致社会矛盾激化，影响现代化进程。黄祖辉强调，一定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问题，效率优先，但是要重视公平，要守住底线，完善公共保障。

如何推进共同富裕？黄祖辉认为，基本思路是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重点是“提低”，低收入群体的收入上去了，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就扩大了。

农产业发展要做大做全产业链

那低收入群体增收的路径在哪？黄祖辉提出，第一条就是产业发展、就业增收，通过产业发展来解决低收入群体的就业问题，让有劳动能力的人尽可能参与到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

黄祖辉认为，产业转型升级但人力资源水平跟不上，文化程度相对较低的人员就业有困难，“我个人看法，从就业角度来说，智能化、数字化的发展不能覆盖到所有领域，新技术既有效率，但又有负面效应，替代人工，在线上有100万人就业，线下就替代了100万人。数字化增加了效率，但也会替代部分人力资源。”

同时，制造业产业升级，机器换人，企业减少用工，影响了低收入群体的就业。黄祖辉认为，第三产业是最能容纳就业的领域，潜力很大。“发展第三产业，农村很重要，当前的农旅结合、民宿、农家乐等新业态能容纳大量劳动力就业，这是服务城市人口的产业，发展的空间很大、价值很高。”

黄祖辉指出，要抓住中央最近提出的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这一机遇。一方面城市化本来就应该有大中小城镇，县城县域经济的发展与乡村结合程度较高，体制机制完善；另一方面，同一个县，市民化成本很低、离家很近。目前中央已经出台一系列政策，如产业下沉、延长供应链、加工业建设、物流冷链等，推动乡村振兴、乡村产业发展与县域经济有机结合。“我国现在农业产值比重是7%，美国不到2%，但美国从事农业的劳动力也不到2%，它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很平衡、很合理。但我们现在是7%的产值，20%左右的农民劳动力，这怎么可能实现高收入。”黄祖辉表示，农业的发展还是要通过农业产业的延伸，做大做全产业链，在美国这就是一个大农业、新农业的概念，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可达到近20%，潜力很大。

通过深化改革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

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水平的第二条路径，是乡村存量资源激活。“存量资源的意思是没有纳入到国民分配体系、没有进入市场体系中的资源。”黄祖辉指出，现在乡村很多闲置土地、生态资源无法进入市场，比如承包地、宅基地等，产权没有完全实现，价值就大打折扣。要通过乡村存量资源的产权制度、集体经济制度的改革等，让产权充分实现价值，通过“三变”改革来提高存量资源的利用效率、转化效率，转化成经济发展优势。“但在这个转换过程中，要让农民尤其是低收入群体得到应有的收益，如果分配关系搞不好，损害了农民的利益，那还不如不转换”。

黄祖辉指出，目前农村低收入群体有两个特征：一是“缺能”，“缺能”指的是能力不足、文化程度不高、素质相对较低，导致收入相对较低；二是“缺权”，在市场竞争中，目前农民的很多权益无法兑现，如房子无法抵押融资、信贷融资难等，扩大生产规模、参与市场竞争处于劣势，产权制度亟须改革。

因此，黄祖辉提出，第三个路径是解决低收入群体“缺能”和“缺权”两个根源化问题。他认为，完善公共保障制度，不仅能解决低收入群体的“缺能”问题，还能化解“缺权”问题，“农村宅基地是集体所有，买卖就担心私有化的问题，但城市居民的房子是国有土地，那为什么城里可以买卖房子？不让农民买卖，就不能实现宅基地集体所有的权益。”黄祖辉认为，不能买卖的根源是公共保障问题，国家长期以来实行公共保障城乡二元结构，城市的公共保障由政府提供，农民的公共保障是通过实物、土地，实施一户一宅、房前屋后自留地等实现。

黄祖辉强调，农民所拥有的宅基地和房子，实际上是两种权利的结合。房子首先是发展权，城里人买卖房地产，就是买卖发展权。但农民的宅基地和房子，除了是发展权，还是生存权，生存权就是保障权，因为没有给农民解决公共保障的问题，所以用宅基地来替代保障，让农民有退路，“计划经济时代，没有市场，也没有什么问题，但改革开放之后出现市场，就出现问题了。但生存权和保障权怎么可以市场化，比如公费医疗是国家出钱，你不能说你不要，卖给人家，这是不合法的，公共性、保障性的东西不能买卖，所以农民就亏了。”黄祖辉解释，城里人卖掉房子，政府可以不管，因为教育、医疗、养老等基本保障体系已经有了，但农民是靠物，生存权、发展权粘连在一起，在物上面体现，使得农民存量资源的激活方面出现障碍。

黄祖辉认为，要真正解决问题，就要下决心解决公共保障问题，用国家公共保障来取代土地对农民的保障，使农民的财产权能真正成为发展权。在这个过程中，也要保障村集体收益，农民房子买卖要给集体分成，也可以有偿退出承包地，但前提是必须解决公共保障问题，让农民的权益充分实现，增加财产性收入，在市场上获得平等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