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应对新形势下我国外部经济环境的深刻变化

全球化进入深度调整阶段。纵观近现代，全球化主要由发达国家驱动，而今发达国家内部出现比较明显的反全球化浪潮，经济民族主义抬头。“脱钩”与“战略自主”成为美欧发达国家的战略重点。多边贸易体系WTO改革困难重重，全球贸易自由化谈判进程缓慢。区域经济合作趋势增强。全球范围多边主义转向区域多边主义或者双边主义。美国的竞争性多边主义阻碍了全球化进程。同时，随着各区域内新兴经济体崛起，全球治理方式出现相应变化，合作性、包容性的区域多边主义趋势增强。全球新一轮科技变革和产业革命正在孕育兴起。这一进程将催生丰富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并对全球产业链、创新链、价值链产生深刻影响，重构全球创新版图、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新一轮变革也提供一个“机会窗口”，将重塑各国经济竞争力和全球竞争格局。全球产业链的重构和调整。新冠疫情叠加逆全球化思潮，以及国际竞争中产业链竞争的重要性上升，原先基于效率优先的国际分工和专业化的全球产业链布局模式将调整，转向在追求效率的同时兼顾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和自主可控，呈现产业链区域化、短链化、备份化趋势。主要经济体和全球经济总体走势。受疫情影响，全球经济在2020年上半年步入低谷，2021年下半年的经济复苏呈现速度快、结构重塑、地区轮动复苏等态势。展望未来，全球经济整体上行进而回归中长期发展轨道，但未来运行仍面临着风险。

出口增速或将面临回落压力。2020年下半年以来，一方面中国工业品部门强劲复苏，另一方面欧美国家供给和需求缺口维持在高位，我国出口逆势增长。随着各国防疫政策的有效实施，各主要经济体加大政策调整，经济复苏，生产恢复。其需求复苏对我国的出口提振作用反而可能比较有限，出口增速或将面临回落。外部政策溢出效应输入风险。大国经济政策存在外溢效应。因此，主要发达经济体为维持增长、刺激复苏、应对通胀而出台的经济政策，对其他国家会产生不可忽视影响，如果其政策失当或者采取不负责任的政策，将会给他国，包括与各大经济体紧密联系的我国，带来政策溢出效应输入风险。产业链重构和调整带来冲击。经济全球化浪潮停摆，叠加新冠疫情，各国采取各种产业和贸易政策措施保证供应链安全和弹性，全球产业链重构呈现区域化、短链化、备份化的趋势。中国作为全球最大制成品生产中心和全球供应链的核心环节，不可避免会受到全球产业链重构的影响，且很可能成为全球供应链和生产布局调整压力的主要承受者。技术引进难度增加，科技脱钩风险加大。一方面，随着我国科技研发和创新能力整体提升，能够从发达国家引入的技术领域逐步缩小。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对于我国防范心理和措施加大，导致很多领域关键核心技术面临“卡脖子”问题。在“技术危机感”蔓延背景下，美国很可能会权衡贸易利得和本国产业利益，收紧对华技术出口管制，在局部领域推动技术“脱钩”。更多更严苛国际规制壁垒的挑战。发达国家未来可能联手制定更高的规制标准应对新兴国家，包括全球数字贸易规则和把非碳化与国际贸易挂钩。在我国正处于从高碳经济增长模式向低碳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的关键阶段，发达国家的此种做法加大我国低碳经济转型的不确定性和成本。

实施好“双循环”战略，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良性互动。我国庞大市场可为国内产业升级发展提供广阔空间，为开展技术创新提供持续的市场支撑。扩大内需，提升国内市场一体化水平，推动国内大循环可持续发展。提高对外开放和“走出去”的水平和质量，以国内庞大需求市场吸引外资，以高质量企业、产品、服务“走出去”打造“中国制造”品牌，全面重构内需与外需的关系，推动高质量发展。以创新促发展，充分发挥超大规模人力资本池优势。我国高技能劳动力已超过1.7亿人，每年高校毕业生800万人左右，“工程师红利”显现，出国留学回国比例逐年上升，为创新发展积蓄丰富人力资本池。促进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资金链、政策链“五链”融合，从而推动科技创新成果的有效转化，让创新成为经济发展的核心推动力。推进全面数字化改革，促进产业数字化、智能化、高级化转型升级。加大数字技术基础设施建设，加强数字经济相关规则制定，规范市场主体行为，推进数字化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推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在经济管理领域应用，建立健全产业链数字化治理体系，促进产业链整体性、智能化转型升级，助推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体系现代化。以高标准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重构我国对外开放的经济格局，在扩大和优化开放过程中对资源配置进行整体重组。积极参与全球贸易规则重构，通过参与高质量协议，推动区域贸易投资一体化，以高水平开放促进深层次改革，推动更高质量发展。积极参与国际经济治理，推进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绿色发展、全球化重构的背景，关注新经济、新模式、绿色发展等国际治理领域重要议题，并积极参与新规则的构建，推进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和完善，将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力提升投射到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为未来经济全球化进程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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