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碚：经济学域观范式的若干基本原理研究
[摘要]中国学派经济学应在继承近现代世界经济学丰富遗产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范式承诺。只有实现经济学范式变革才能解释新时代的经济世界中各类经济体的行为表现，进而构建全球经济新秩序。从其行为主体的性质看，经济世界绝不是一个“同质性微观经济主体世界”，而根本上是一个“多元化的域观世界”。市场经济并不是一架脱离时空条件的纯粹价格信号调节机器，所谓“市场”总是在一定的时空范围中存在，其经济调节作用也是在一定的时空范围中发挥效力的，所以，市场机制的规则空间具有非匀质性，即域观性。经济学域观范式承诺所采用的是多维度分析框架。一般会以理性、制度、文化三个维度，进行现实经济的观察和解释。在涉及复杂空间的分析中，还可以加入地理维度。与传统主流经济学强烈倾向于一元化的均衡、最优的价值取向不同，经济学的域观范式承诺更倾向于多元、包容和次优（或适应）。人类经济发展走向高度包容性的道路，才可能是和平、共存、多赢的。由于经济世界的多元性，为实现包容，就必须面对各种规则，特别是国家间规则差异的现实复杂性。
[关键词]经济学域观范式 中国学派经济学 市场机制规则
自提出经济学域观范式的学术研究以来①，学术界已陆续有不少研究成果发表，在一些高校为此而举办的专题研讨会上，反应热烈，众多学者的相关研究正在将其向更多相关领域延伸拓展。为进一步深化这一研究，本文拟就经济学域观范式的若干基本原理提出一些初步看法，抛砖引玉，以期启发更多有兴趣的研究者进行更深入的思考和交流。本文第一节讨论经济学从微观—宏观范式向域观范式变革的历史背景和重要现实意义，在此基础上，第二节至第五节，分别从行为主体、时空条件、分析维度和价值取向四个方面研究经济学域观范式的若干基本原理。
一、经济学范式变革的现实意义
经济学从微观—宏观范式向域观范式的过渡，不仅具有学术进展的理论意义，而且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当前，全世界的经济学界正面临一个重大挑战和使命：只有实现经济学范式变革才能解释新时代的经济世界中各类经济体的行为表现，进而构建全球经济新秩序。
人的行为决定于利益与观念，观念决定了人如何看待世界，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人所看到的世界是自己心中的世界”。而“心中的世界”很大程度上是由基本的理论观念（或信仰）所塑造的。心理学家说：“我们要对这个世界形成一定的认识，那就要具备一定的心理认知能力；换言之，我们拥有怎样的心理认知能力，我们就会形成怎样的世界观。”［1］34在现代世界，经济学发挥了极为重要的观念塑造作用，可以说，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们观察和理解经济世界的“认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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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阅金碚．关于开拓商域经济学新学科研究的思考［J］．区域经济评论，2018（5）；金碚．试论经济学的域观范式：兼议经济学中国学派研究［J］．管理世界，2019（2）；金碚．探索推进经济学范式变革［N］．人民日报，2019－04－08（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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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根本上说，经济理论和观念的形成是由人类经济活动所决定，是经济现象的“上层建筑”。当今世界的基本经济现象是，大多数国家实行和主张市场经济制度。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是工具理性主导下的增长无限性。而增长无限性的结果是经济全球化。由解释市场经济的传统主流经济学（新古典主义）所呈现和刻画的经济全球化和全球化观念，要求所有经济主体同质，而且各国竞争规则一致。如何实现这样的“神话世界”呢？经济全球化曾经有过两种实践。第一，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英国主导方式：消灭异类国家使之成为同类，即变为殖民地，完全实行英国式规则。第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主导方式：允许各国独立，但门户开放，并改变为实行跟美国相同的规则。简单说就是，前者试图通过“消灭”而同化，后者试图通过“改变”而同化，来构建全球化的国际经济秩序。实际上就是全球“西方化”。
但是在当代，美国等西方国家，既不能消灭中国，也无望改变中国。那么就会倾向于认为，中国的强大与其格格不入，一定会对其形成非常不确定的安全风险。他们虽然可以为利益而跟中国交易，但在观念上，绝难接受中国行为。中国越强大，他们就越感安全受到威胁。所以，与中国保持距离，“遏制”甚至一定程度的“脱钩”，是他们必然的战略选择。他们可以（不得不）承认中国发展的成就和实际贡献，但绝难认同中国的行为（做法）。就像是，可以承认中国的抗疫效果，但无法认同中国的抗疫做法。
中国取得了巨大成就，到了21世纪，以实践证明，经济现代化确实可以有不同于西方化的另一条成功道路。但是，在理论上，特别是在经济学范式的底层逻辑上，还没有建立起新的体系结构。所以，中国行为尚难以得到世界的理解。即使中国的实践成就巨大，但因没有可以在观念领域征服人心的理论建树，也就很难获得真正的全球公信力。从这一意义上说，经济学中国学派的理论创新和影响力提升，决定了中国行为在全球的公信力。
由于存在理论短板，中国与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虽然因现实利益关系而不可能完全脱钩，但观念思维的实际脱钩，在行为上难以获得公信力，而表现为“总是挨骂”。我们当然可以不在意挨骂，甚至也可以跟他们对骂，但国家品牌和公信力的提升毕竟是个问题。
在这样的情况下，国家间的深度对话谈判是困难的，构建经济全球化的新秩序就更加困难。在缺乏理论支撑的情况下，我们只能宣称不挑战以美国为老大的现行世界秩序，但美国却总是认为中国的行为与其格格不入，中国强大后必然会颠覆世界秩序。而我们也确实没有理论来清楚地表达，中国究竟如何看待和解释世界，未来的世界秩序会是怎样？我们所说的“不颠覆世界的现行秩序”究竟是什么含义？也就是说，中国的全球公信力还缺乏可以让世界认同，至少是可以作为国际理解和对话基础的中国学派经济学表达体系。
更重要的是，经济学的理论短板，不仅仅是中国单方面的不足，而实际上是世界性的经济学缺陷。西方国家依他们的理论观念，无法解释中国现象，不知道如何与中国长期共存和相处。中国目前也拿不出自己的理论，同西方国家进行双方可以听得懂的对话，以达成理解，至少是谅解。在当前的主流经济学话语体系中，“中国故事”是难以让其他国家听得懂的。要知道，在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现象和中国行为中，有许多是在主流经济学范式框架中难以理解和谅解的，甚至可能是明显“违规”“违法”的。但在中国国情中这些却又是必须长期坚持的，甚至关系中国之国本。
这样，在全球经济新规则构建中，实际上还缺乏基本的沟通语言，即支撑各方对话的经济学理论基础。可见，就经济学理论建树而言，我们所说的“自信”，并不仅是要自己相信自己，而是要有信心可以让别人信服，至少是可以沟通和理解，哪怕是各自存疑，也能够得到对方尊重，和而不同。不是自说自话，而要畅通世界。所以，中国经济学界如果真正要对世界有所贡献，就要创造出能够让世界听得懂和理解得了的中国学派经济学。
中国学派经济学应在继承近现代世界经济学丰富遗产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范式承诺。新范式不是另起炉灶，而是在过去的常规科学的基础上的变革，需要发现同常规科学之间的内在联系和本质差别。美国著名科学史研究学者说：“常规科学即是解谜”。当常规科学无法解释新现象时，就意味着需要进行范式变革。“一种范式通过革命向另一种范式的过渡，便是成熟科学通常的发展模式。”［2］经济学的发展也遵循这样的规律。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史观范式，到新古典经济学的微观—宏观范式，进而向着域观范式过渡①。那么，域观范式承诺遵循哪些基本原理呢？本文以下几节分别从经济主体的刻画、市场规则的时空性、理论分析的维度和规范判断的价值取向等四个方面进行一些研究。讨论的方式主要是与在当代世界经济居主流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或新古典综合）的微观—宏观范式承诺（以下简称“传统主流经济学”范式）进行比较，来阐释经济学域观范式承诺的若干基本特征。
二、主体刻画：市场经济主体的行为假设
众所周知，传统主流经济学假设：微观经济主体是同质性“经济人”，经济人不仅指具有理性的自然人，而且也包括营利性组织“企业”。通常将企业假定为是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黑箱”，如同是一个求解利润最大化的投入产出生产函数，而将“黑箱”内的关系和现象交由管理学（企业管理）进行研究。尽管在现实中，各国企业的行为目标各有特色，例如与美国企业相比，德国和日本的企业更注重对利益相关者的关切以及社会稳定等非利润目标，但在传统主流经济学学术范式承诺的底层逻辑上，仍然以同质性的“经济人”作为企业性质的基本假设，每一家企业就像是市场空间中的一个粒子或者一个点状存在体。如果这个粒子或点状存在体的规模发展得很大，因规模效应而具有垄断性，并影响了市场竞争的公平性和有效性，则必须将其“市场势力”消除掉，即实施反垄断政策对其进行管制或让其拆分，来保持或恢复其同质性经济人粒子的“合理”特征。
与传统主流经济学关于微观经济主体的同质化经济人假设不同，经济学的域观范式承诺是：如马克思所说，“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3］因此，在复杂的社会关系中，人的行为并非相同，经济学不能以抽象的同质经济人为逻辑底基。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H．弗兰克说：“人类的行为不仅极其复杂，而且是多维度的。”
“当经济学家试图通过建模去认识市场的运行机制时，他们就不得不对市场的真实形态进行线性简化，但有些简化过于极端。例如，大多数经济学家都假设人是完全自私的，但现实中有同样强有力的证据表明，人类也拥有超越狭隘自我利益的行为动机。”［4］
同样，企业也非同质，不同企业的行为可能很不相同，而且企业的非同质是系统性的。笔者曾撰文研究了企业的主要类型：自利企业、兼利企业、社会企业、极致企业。对于各类企业，如果用“经济人”假设来将其完全混为一谈，不作深入观察和研究，就根本不可能理解市场经济的现实。
“在这四类企业中，自利型企业的行为更接近‘主观为自己，客观利他人（社会）’的经济人行为假设；兼利型企业，更自觉地承担社会责任，包括对员工的关爱、对客户利益维护和对社会公共利益的贡献等；社会企业则以解决社会问题，例如扶贫、环保、生态、安全等为企业目标，而以创新性的市场化（商业）方式，可持续地进行生产供应活动，即遵循‘主观为社会，客观利自己（可持续）’的经营理念和积极创新。极致型企业则不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而是致力于某些特殊极端产品，特别是高新技术产品或特殊用途产品的生产。换句话说，企业并非主流经济学的微观—宏观范式承诺所假设的同质性微观经济主体，而是呈现为不同域类的企业共存。”“换句话说，在现实经济中，由于域观条件和社会过程中存在系统性的差异性，企业必然划分为不同的域类，各域类中的企业的行为目标是非常不同的。”［5］
在中国，更重要的是，存在数量和规模均十分庞大的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它们的性质和行为显然不可能相同，但又均可以是营利性经济组织。不过，并不能因为均为营利性组织，就可以假定它们都是同质的“经济人”。将国有企业定义为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唯一目标的营利性组织，是不合逻辑的。
国家没有理由，更没有必要来建立完全自利企业。任何国有企业总是要有高于自身利润最大化的社会目标的，那才是她们真正的“主责主业”。国有企业必须首先聚焦于国家赋予她的主责主业，否则就没有存在的必要。理论和现实都可以表明，“在现代经济中实行现代企业制度，其中，作为特殊企业的国有企业，不仅是众多企业类型中的一类，而且其本身也总是区分为不同类型的，各种类型的国有企业定位，实际上就标示着她们在国民经济体系中存在的理由，即‘为什么要建立和发展这样的国有企业？’‘设立这样的国有企业是为了解决什么问题？’”［6］
以上讨论表明，传统主流经济学关于微观经济主体的抽象假定，即企业同质，是远离现实的。由于众多企业具有系统性差异，因而，她们实际上是以群类而非孤立粒子的状态而存在的，也就是说，企业在现实中并非仅仅是微观存在，而且也是域观存在，即不同域境中的企业具有不同的域观特征，以多种域类并存的群体形态而存在。
而且，在经济世界中的行为体，并非仅仅是原子般的同质化个人和企业，还有各种社会性的行为体：家庭、社会组织、利益集团等，特别是，国家作为一个拥有强大力量的行为体，在经济世界中发挥着巨大的往往是决定性的作用。不同性质经济主体（行为体）的行为张扬（极端化），可能导致行为体间关系的性质变化。可见，如何刻画市场经济中各类行为体的特征，应是经济学需要着力关注和研究的，而不应仅仅以同质性微观经济主体的抽象假设，而将其忽视。按照传统主流经济学微观—宏观范式的“市场—政府”二元分析框架，将“政府”假定为维持市场秩序和纠正市场缺陷以及进行宏观调控的行为体，并且将所有相对于“市场”主体的经济管控以及货币发行机构等都装入“政府”中，也严重忽视了一些重要行为体的存在和作用。例如，“民族国家”“区域组织”（地方政府）、非政府组织、工会等，都具有主体性的经济利益动机和行为目标。在中国，尤其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更是一个发挥重大作用的行为体。全世界很少有像中国共产党这样直接肩负国民经济长期发展使命、全方位投入经济发展实践、具有丰富的经济发展思想积淀、发挥引领经济发展的决定性作用并取得巨大经济成就的政党，因而成为中国经济最大的域观特征（中国特色）。可见，从其行为主体的性质看，经济世界绝不是一个“同质性微观经济主体世界”，而根本上是一个“多元化的域观世界”。
三、时空机理：市场机制规则体系的性质
传统主流经济学认定：理想的市场经济竞争机制规则具有一致性，没有时空性，即假定市场为如同空盒子般的“绝对空间”，抽象掉了现实市场规则的历史性和差异性，换句话说，理想的（或假设的）市场经济规则空间是匀质性和一致性。更极端的是假定或认定，市场经济规则本质上就是以市场价格为唯一调节信号的企业竞争和资源配置机制。如果还有其他机制因素，包括政府干预，来影响（一般称为“扭曲”）价格调节机制，则认为这样的市场经济是不完善、不合理和无效率的。尽管面对现实，基于微观—宏观范式认识框架的经济学家也不能否认非价格因素的作用，但通常都将其作为“干扰因素”而尽可能排除于分析体系的主体逻辑框架之外。
与传统主流经济学关于市场经济机制规则的无时空性假设不同，经济学的域观范式承诺是：市场经济并不是一架脱离时空条件的纯粹价格信号调节机器，而是具有深刻的时空特征的社会关系体系，现实的市场经济机制规则是经由一定的历史过程而形成的。所谓“市场”总是在一定的时空范围中存在，其经济调节作用也是在一定的时空范围中发挥效力的，所以，市场机制的规则空间具有非匀质性，即域观性。由于现实的市场经济在一定的规则空域中运行，而在一定的时空域境中，多种规则空域并存，各规则空域中的市场运行机制都有其一定的特殊性，所以，所谓“市场一体化”，如果是在大范围（不同域观空间）中实现，特别是国际市场及全球市场的一体化，就并非是机制规则的完全一致化（同质化），而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同规则空域的并存和相互衔接，形成一个可以实现市场运行畅通性和可循环的域观结构空间。
市场规则空间的域观特征最突出地表现在不同国家之间。美国著名国际政治经济学家罗伯特·吉尔平说：“今天的世界仍旧是以国家为主导的。”在各国经济规则的政策安排上（以宏观经济规则安排为例），“事实上，不同的国家作出不同的抉择。例如，美国偏好独立的货币政策和资本流动自由，宁可牺牲汇率稳定；欧洲经济和货币联盟的成员偏好固定汇率，并创立了一种共同货币来实现这个目标。其他一些国家十分重视宏观经济独立性，例如中国对资本流动进行控制”［7］328，335。即使是在经济全球化趋势强劲的时代，市场经济将世界各国都卷入她的大潮中，市场经济有其规则一致性的公平竞争要求，即各国都要遵守一定的制度原则，但在现实中，“虽然出现了一些趋同现象，但各国仍保留了各自的基本特点，没有成为天下大同的一员”［7］262。
在经济学域观范式承诺下，市场机制规则的时空性，是非常重要的机理特征。也就是说，任何市场经济规则机制，都不可能脱离一定的时空条件而存在。所以，解释市场经济及其机制规则，必须从一定的时空视角来观察。在不同的时空条件下，市场机制规则的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其对时空性质的适应性，而难以有抽象而放之四海皆准的完美市场经济机制规则。正因为这样，即使是在“成熟”和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其市场机制规则也是各有独特性的，例如美国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体制、日本的国家及财团主导的市场经济体制等，同各自所处的时空条件相契合。都可以算是“完善”的市场经济机制规则了。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规范，也是适应当代（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时空条件的经济制度，是有别于“西方化”的“中国式现代化”模式，可以称之为“历史的抉择”。
四、分析维度：理论解释的逻辑框架
传统主流经济学以经济理性（工具理性）为唯一的分析维度，将其他因素尽可能作为“干扰因素”而抽象掉。没有人会否认，在现实经济世界，有各种复杂因素在决定和影响经济行为和市场运行及其结果，但在进行经济分析时，特别是在所谓“高级”分析中，传统主流经济学总是力图将一切经济现象都归之于人的经济理性所发挥的最终决定性作用，即基于工具理性取向的成本—效用权衡所作出的决策或选择。例如，将各种制度选择，以“交易费用”作为分析维度，进行理论解释。这样的分析框架具有简洁的逻辑关系，可以用纯粹的数理方法进行演绎推理分析，具有形式的精致性。但是，由于过度抽象而远离现实，就如同是精美的象牙塔，可供欣赏，也许还有收藏价值，但没有实用意义，无法科学地解释现实。
与传统主流经济学倾向于单一维度的抽象分析方法不同，经济学域观范式承诺所采用的是多维度分析框架。一般会以理性、制度、文化三个维度，进行现实经济的观察和解释。在涉及复杂空间的分析中，还可以加入地理维度。
域观范式经济分析的理性维度，同传统主流经济学的理性维度有明显的差异。如前所述，传统主流经济学分析的理性维度，主要是经济理性，即工具理性。工具理性的行为目标不是人所需要的真正利益或效用目标，而是工具理性目标：收入、利润、财富等。这样的范式承诺是由人类发展所处的历史时代所决定的。
人类经济活动原本是为了获取和消费有用之物，或把原先“无用”之自然物转化（加工）为可供消费使用之产出品。这样的经济活动尽管符合人类进行生产活动的本真目的，但经济动能有限，生产效率低下。与这样的朴素理性相比，以工具理性主导的经济机制则会具有强大得多的动力，因为，工具理性的目标值（货币量）的无限性，使得“贪婪”之心成为核心“动能”的心理原由（亚当·斯密称之为“人类本性的欺骗”）。马克思称之为社会的“异化”，即目标与手段的颠倒。“正是在这样的现实条件下，经济学思维严重倾向于工具理性主导，不仅偏重作用于追求交换价值（货币）的经济行为，而且尽力‘抽象掉’所有难以用货币计量的因素。”［8］
而域观范式承诺的经济分析理性维度，不仅包括经济理性，也关注本真理性。因为，人类经济活动的真实目的和行为方式并不总是一味地追求金钱、利润，而一定会有更自觉的动因，而且更自觉的动因是完全可能优先于经济理性动因的。所以，域观范式承诺并不总是以追求利润最大化或财富最大化为理性分析的唯一关切维度，而是将真实目标，即本真理性目标，生命健康、综合安全、生态环境、民生幸福等，也作为理性维度的内在因素。如果考虑到本文第二节所讨论的经济世界中行为主体的多元性，则将理性分析维度从经济理性（工具理性）扩展到本真理性，就是必然的要求了。
域观范式承诺分析框架中，制度因素是第二个重要维度。关于经济关系和经济现象中的制度因素，各国经济学家们已有很多研究，并形成了经济学中的一个被称为制度学派或制度经济学的重要学术共同体。域观范式吸取她们的研究成果，丰富自己的观察视野和分析工具。就经济制度的性质而言，它原本是一个史观范式下的研究对象和分析因素，古典政治经济学对其做过许多研究。而在以微观—宏观范式承诺为主导的新古典经济学中，制度因素被尽力纳入其范式框架，以“均衡”“优化”等作为判断规范（本文下节还将讨论）。而域观范式承诺的分析方法，则将制度作为一个重要观察角度，并使之成为不同经济体和经济规则空间的域观特征的分析维度。不同国家的经济制度及其现实特征（特色），是在复杂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难以用“均衡”“优化”等传统主流经济学的抽象方法进行分析和规范研究，而更适合于用史观方法进行分析。这样，域观经济范式就将经济学的史观范式融合进来。反过来说，只要在微观—宏观范式承诺中融入史观范式因素（实际上是史观范式因素的回归），就必然实现向域观范式的过渡。而当经济学的微观—宏观范式向域观范式承诺转变，则制度分析就可以更充分地展开，使经济学的分析维度能够更加合乎逻辑地纳入制度因素，显著增强其对现实经济世界的解释力。
从广义上说，制度是人类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文化现象，将其从文化因素中抽取出来，是因为她在各种文化现象中更具有显现性，以及更大程度的正规性，而且正式制度往往具有政治和法律强制性。因此，传统主流经济学的范式承诺框架可以容纳制度分析维度，但对此外的其他文化因素就难以顺畅地容纳进来。这不是因为主流经济学的经济学家们不承认现实经济世界中文化因素的重要影响，而是由于主流经济学微观—宏观范式框架中，难有泛在的文化因素的容身之地。
经济学域观范式承诺的分析框架具有更大的可容纳性，可以将文化作为一个重要分析维度，作为观察角度和研究对象。经济史学家乔尔·莫基尔在其《增长的文化：现代经济的起源》一书中写道：“文化可以通过制度影响技术创造力。”
“文化是人类思维的产物，行为和行动是人们的偏好和知识所产生的可观察的结果。”而“工业革命就是一个关于突然加速的文化变革对经济造成深刻影响的很好的例子”。并指出：“在这个时代中真正发生变化的是文化。”“工业启蒙是工业革命的基础。”［9］也就是说，文化和文化变革是经济发展特别是经济现代化的一个重要而深刻的决定性因素，经济史学家们明确地看到这一点，但很可惜的是，在微观—宏观范式承诺的主导下，理论经济学的分析却难以将其作为一个重要分析维度。而经济学域观范式承诺则可以并不困难地将其作为分析框架中的一个研究对象和解释变量。当然，由于文化的高度泛在性，在学术研究上如何识别和把握文化因素及其对经济行为的影响，还需要作艰难的努力。
除了理性、制度、文化三个一般分析维度之外，当对一些特别需要关注空间因素的经济现象和问题进行研究时，地理因素也是一个重要的分析维度。经济活动的区位、区域和地缘关系，是影响域观经济的重要甚至决定性的因素。特别是在研究经济发展问题和国际经济问题中，地理因素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分析维度。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说：“由于空间经济学本身的某些特征，使得它从本质上就成为主流经济学家掌握的那种建模技术无法处理的领域。”［10］而在经济学域观范式承诺的分析框架中，纳入地理因素，则可以增强空间分析的理论解释力。一旦纳入地理因素，作为一个重要分析维度，经济学就被注入了区域因素，而区域研究在学理上同域观范式具有很强的逻辑一致性：区域性本身就是域观现象的一个重要表现，许多重要经济现象都表现为区域现象，许多经济行为都表现为区域主义行为。
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区域主义行为越来越成为现实路径。欧洲、北美、东亚各自形成了区域自由贸易格局，体现不同文化圈及民族国家利益目标的域观特征，再向着区域间交织融合和全球化方向演化。可见，市场经济的全球化实际上是一个域观过程，其中，地理因素显然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分析维度。
五、价值取向：规范性判断的观念基础
传统经济学以“均衡”“最优”“最大化”为规范性判断的基本倾向。即使承认心理“偏好”差异，如西方谚语说的“每一片树叶都不相同”，但传统主流经济学范式承诺下所采用的分析方法，例如模型推理的方法，却总是力图尽可能地将研究对象框定在“最优选择”的规范中，并力求达到最优均衡的抽象境界。
英国经济学家玛丽·S．摩根说：“模型推理可以让经济学家直截了当地去探究关于世界的理论与观念，同时也促使他们间接地探寻经济世界的本质。他们研究模型中的小世界，同时也借由模型研究那个宏观的经济世界；他们研究模型中的那个简单的经济人，同时又借由模型中的人去研究真实世界的人。然而，精确地讲，这两个探索空间并不总是清晰界定的；在借由模型工作的过程中，经济学家经常同时研究模型中的世界和模型代表的世界。”［11］
如本文第二节、第三节中所述，由于传统主流经济学总是倾向于认定市场经济主体的同质性、市场规则的一致性，所以，想象中（或模型中）的经济世界具有一体化的发展趋势。而且武断地认定，经济一体化就是一元化，在现实中就表现为“西方化”，甚至“美国化”。因为，他们认为，“与其他国家相比，美国经济更多地建立在经济学的抽象理论之上”［7］137。这里所说的“经济学的抽象理论”当然就是传统主流经济学范式承诺下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型及其推理逻辑。在规范性判断上，他们认定，越接近一元化的“最优”境界，就越是“完美”。
与传统主流经济学强烈倾向于一元化的均衡、最优的价值取向不同，经济学的域观范式承诺更倾向于多元、包容和次优（或适应）。
域观范式思维，不否认均衡，但认为均衡可以有多种，即具有多元性（博弈论也可以证明多种均衡的存在）。而且，域观范式思维认为，非均衡状态也能够是可持续的（动态的可持续）。域观范式思维还认为，“最优”往往是不现实的，而次优则可以是合意的，因为次优选择或次优状态往往更具有较强的现实适应性。经济世界中，利益的妥协与兼顾，比利益的“最大化”更常见，甚至根本就不存在“利益最大化”，因为“利益最大化”是难以定义、识别和计量的。现实的人更关切的（“满意”与否的）不是绝对利益，而是相对利益（“囚徒困境”“最后通牒”等经典的博弈论推断和实验也可以证明）。
按照传统主流经济学范式承诺下的思维观念，实际上认定最优市场经济模式只会有唯一的一种，而且断定，只要或只有“最优”的，就会是或才可能是合意的，即确保人人满意的。实际上就是认定在客观上（不依赖人的主观意识）存在一个最优和合意的绝对标准。而域观范式思维观念的基本价值取向则是强调适应性，没有绝对标准，只有一定域境中的相对合意性。如马克思所主张的，人类发展的基本规律是，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由于生产力发展是一个高度动态的过程，因而人的行为目标和行为方式（生产方式）也是动态的。也如心理学家所认为的，“安全与适应”是人类确定行为目标和行为方式的根本动因。“出于提高适应能力和增加安全感的需要，心灵就顺势而生了。”［1］17－18简而言之，“适应就好”是一个基本规范准则。
按照域观范式承诺的思维方式，包容性是其价值取向的重要因素。世界的本质是多元的，适应多元化世界的人类行为可以具有很大的选择空间，决定论只可能是相对的。所以，各民族国家、各地区、各领域的经济行为体、经济关系和经济现象都会是各具特色的，笔者称之为“域观特征”。人类经济发展走向高度包容性的道路，才可能是和平、共存、多赢的。由于经济世界的多元性，为实现包容，就必须面对各种规则，特别是国家间规则差异的现实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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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金碚，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研究员，中国区域经济学会会长，中国区域经济50人论坛成员。
（来源: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
责任编缉：祁国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