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评】南北经济差异：东北的天时与人和 切不可自我否定

历史发展，各种机缘巧合、难以预料。就在1860-1880年代，国人“闯关东”的关键时刻；“第二次工业革命”在美国、德国率先蓬勃兴起，电力、石油取代蒸汽，成为全球最主要的能源；然后，钢铁、石油、炼化等重化产业兴起，汽车大规模生产、铁路大规模铺设，带动了采矿业、冶金业、造车造船业的全面繁荣、世界经济进入新一轮增长周期。东北丰富的资源、广袤的土地，条件特别优厚；然而，重化工投入成本巨大，没有雄厚的资本、寸步难行。以当时中国之积贫积弱，很难大规模建设钢铁、化工、汽车厂。吊诡就在于，日本人此时成了重要推手——虽然，它视东北为“囊中物”的狼子野心，是必须声讨的。加上“二战”对钢铁、石油的强烈需求，它获得了第一轮强劲发展。不仅重工、矿业等生产能力，冠绝全国；到1945年，东北工业规模超过日本本土，亚洲第一。解放战争从这里起步、抗美援朝与美军抗衡，东北的实力，都发挥了关键作用。

很快，它又迎来了第二轮发展机遇：那就是“冷战”来临，全球分为两大阵营对峙。基于爆发大战的预期，就需要大量的军工物资、钢铁等重工业生产能力；因此，中苏“蜜月”时期，苏联外援仍然集中在东北。此后三十年，它工业基础之雄厚，全国无出其右。

两轮发展机遇，非常难得，东北因此成就辉煌。当年，它支援全国建设，贡献了大量效益、输出了大批人才，确实有骄傲的本钱。然而，这种“一枝独秀”式的辉煌，是“自上而下”形成的，是特殊的时代背景下，集三国之力、重点投入的结果；它与市场体制下“自下而上”，企业出于对生存、利益的追求，竞争、创新推动的增长，有本质不同。重化工业，本来资产笨重、灵活性差；加上长期的计划经济、国有企业影响，行为模式就更加固化。这种僵化的模式，使东北在形势变化后无所适从、裹足不前，日渐衰落。变化之巨、对比反差之强烈，令人叹息。

中国的改革开放，无疑是经济史上最激动人心的大事件之一。它深刻地改变了世界经济、地缘政治格局——但是在1980年代，几乎没有人能看到这一点。只感觉到，广东、福建、山东、江浙等沿海省份，似乎特别活跃、成长迅速。

为什么呢？与改革开放的路径有关。当年，要迅速改变中国“一穷二白”的面貌，最好的选择、就是利用廉价土地、劳动力的比较优势，拥抱世界经济循环。而此时，正值1960、70年代出现“第三次产业大转移”：由于发达国家土地、人力价格猛涨，为降低成本，出现从美国è日本è“亚洲四小龙”è体制转轨国家的梯次转移（“雁阵模式”）；曾错失无数良机的中国，终于完美地抓住了机遇。

转移的产业，基本为劳动密集型、低附加值，如纺织、服装、鞋帽、玩具、电子、家电、机械……加工制造、轻工业为主。显然，东南沿海粤、闽、苏、浙，物流成本优势明显，又与港台人脉渊源深、文化认同强，当然是外资首选。二来，改革的“政策红利”，集中在东南沿海。这里除上海外，工业基础差、国有经济弱，成了放开搞活的“试验田”，招商引资红红火火，港台外资、乡镇企业、民营经济…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没几年、就极大地改变了面貌。三来，沿海省份的重商文化基因，开始觉醒。我们在“广东经济之谜”说过。珠三角这个地方，只要打开国门搞经济:无论基础多差，不管是大明、晚清还是当代，有个二、三十年，就一定繁荣富庶。何也？深藏于广府、客家、潮汕人中的基因使然。

1990年代中后期、新世纪以来的变化，我们在系列之二：解读“中国经济之谜”浓墨重彩解读过，不再罗嗦。要点在于，“创新经济”的外包转移，承接主体必须市场反应灵活，规模小、调头快、效率高；而且要众多企业集群。新世纪以后，众多优秀企业饱经市场洗礼，转型升级、创新意识极强，已经超越了“配套、承接”的阶段，越来越强调自主研发、自有品牌，向技术密集、高附加值的高端制造、信息科技行业发展，参与国际竞争，成就斐然。

说了这么多。有东北什么事儿吗？不好意思，基本没有。几十年来，它的主体产业结构，一直就局限在重化工、采矿、装备制造、军工、农林畜牧等范围；重点企业，也象被“时光机”定格一般，与40年前没什么大变化，仍由一批老国企唱主角；虽然设备在更新、产能在扩张、收入也扩大，但人员包袱沉重、竞争能力差，效益不断滑坡，不少连年亏损。民企除大连万达、东方集团、忠旺少数几家，没怎么听说过（长春生物、獐子岛不说了）；至于啥供应链、中小企业集群，更无从谈起。这种状况，经济要有好的表现，太难了。

很多场合，不时听到东北本地人，有“历史贡献这么大，国家不给政策”之类的抱怨。这种说法，非常不公平。事实上，仅近二十年，中央政府就在2003、2009、2016年，分别三次强调、实施了“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庞大计划，各类项目和资金投入，实在并不少；一定程度上，也缓解了东北大型国企众多、包袱重，竞争力不足的困难。如果不是这种大力支持，东北估计会更加困难。

然而，与几十年前相比，“政策倾斜”的逻辑已经完全变了。一来现在，咱们的社会资本是如此充沛，各种直接、间接融资渠道是如此丰富；只要有良好的优质项目、盈利预期（依法合规的前提下），完全不需要提倡，市场就会自发地涌入大量资金；但当一个区域信用体系严重滑坡、某类产业严重产能过剩、前景黯淡不明，“投资不过**关”成为广泛共识，那么，哪怕政策在呼吁支持，项目、资金、人才也都会用脚投票，选择逃离。光一点财政投入、大项目支持，是远远支撑不起庞大的三省经济的。这与短缺计划经济中，“政府投入”的重要性相比，有天壤之别。二来国家之大，需要解决的矛盾和问题很多。东北要振兴、西部要开发、中部要崛起、污染要治理、贫困地区要脱贫…再像1950年代那样，集国家之力，重点投入在个别区域、少数行业搞建设，不太可能。

耐人寻味的，是中央对东北的稳健态度。近年来政策扶持的重点，基本停留在纾困、输血、解决燃眉之急；以及新增一些大型项目、资金投入的范畴。虽然也推行国企改革，但并没有对体制进行重大调整；民营经济的整体发展，乏善可陈。同时，中央的投入，竟培育出地方“等、靠、要”的惯性，遇到困难、不是如何竭尽全力解决，而是强调“历史贡献、当前困难”，希望援助……老话所谓“救急不救穷”、“自救者、天必助之”。躺在过去的功劳簿上，伸手要救济；时间长了，难免让人感到“疲劳”。这大概也就是“如何振兴…”的话题，越来越被漠视的原因。

深层次原因，不展开了。说两个要点。一来，重工业本来就调头困难、转型升级不易；再加上庞大的社会包袱，难度可想而知。这么多年的老国企，每家企业都集中了动辄几万、多则几十万的员工，就算冗员众多、影响效益，但要轻言关、停、并、转，谈何容易？十多年前，就发生过劳资双方剧烈冲突、收购失败的案例。二来，我们前面用了大量篇幅，反复解读东北之地理特殊性、地缘重要性。很大程度上，这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还是一个战略问题——关乎到，远比经济重要得多的内容；也不是我们能猜想、臆测的。

我们在《南北经济差异系列微评》中，曾严厉驳斥过“东北人素质不高、还懒，所以经济不行”的观点。因为个别人的不良行为，就给区域贴标签，显然是无稽之谈。整体看，东北人不能说没有缺点，但性格中的豪爽、大气、讲义气、敢闯敢干的精神，是非常值得尊敬的。它脱胎于原生的山东文化，广袤的平原地带、丰富的资源优势，也赋予了鲜明的文化特点。许多人观念中的“东北人贪图安逸、市场意识差”，也以偏概全。举个例子。全国各地，你碰到的外地打拼者。是广东人多呢、还是东北人多？

还有一种流行观点认为:“东北人遇任何事，首先想到的是找关系、托熟人；官本位意识浓厚，空话、套话盛行；服务意识淡薄、营商环境恶劣……所以搞不好”，其实也似是而非。比如，大家公认。1960-70年代，东北向全国输了出大量优秀的技术人员，为各地建设做出过巨大贡献。他们怎么就兢兢业业、没那么多毛病呢？当然你可以说，以前好、现在变坏了。那不妨观察一下，各地出来闯的东北人，整体表现如何？是否普遍比较勤奋、努力，素质高于平均水平？事实上。如果靠行政权力、而不是市场来配置资源，就会出现这些现象。不独东北，其实全国、甚至全世界都一样。

当然，与广东、福建、浙江一带相比，东北显然缺乏重商主义传统；在敢于冒险、善捕商机方面，差距不小。也有王健林这样的商业奇才，但总体来说，真正的企业家群体缺失、是不争的事实。

东北另一个严重的问题，是人口大量流失。上篇《微评》，我们提到：“人，才是经济活动中的关键因素；人的衣食住行、正当的文化娱乐需求，才是经济发展的真正目的。人变少、变老了，甚至消失了，一切都无从谈起”。不少观点认为，人口的流失，是东北衰落的重要原因；其实，它与经济发展也互为困果。

改革以来，东北僵化的体制、缺乏竞争力的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经济大潮中，效益严重滑坡，无力吸纳就业。1990年代后期，与全国多数地方一样，也掀起了国企下岗潮；由于区域经济不振、民营经济发展差，无法提供更多就业机会，大量下岗人员开始涌向南方。这一趋势，在新世纪被持续强化；有经验、有技术的技术人员、以及怀着理想憧憬的高校毕业生，不甘心在落后地方混一辈子，纷纷南下寻找机会——它与“闯关东”方向相反，逻辑却完全相同。人才大量流失，当然构成经济的减分项；渐渐又使得更多的人选择离开。

除成年人的大量流失外，最近，东北超低的出生率问题，引发了全国的关注。计生委犹豫的表态，更加证明了情况的严重性。其实。大家普遍认为，放开N 胎、难道就会选择生孩子吗？再退一讲，就算政策起到明显效果，出生率多翻了几倍；如果经济持续低迷，孩子们长大后，还是会“用脚投票”的。总之，“天时、地利、人和”这几个要素，情况都不乐观；东北问题，着实复杂难解。篇幅所限，今天就到这里；下次，我们来聊聊城市实力争霸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