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建国：全球化遭遇回头浪，中国的开放已触及攻坚时刻
从“世界工厂”到全球最大消费市场
问：全会认为，中国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如何看全会对于“十四五”时期外部环境的判断？
魏建国：这一判断是非常客观和清醒的。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首当其冲的是，世界经济陷入衰退，全球化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回头浪，此前各国在全球化上的共识正在弱化，不少国家将产业空心化、贫富悬殊、国内撕裂的结构性问题归咎于全球化。逆全球化潮流、民粹主义、贸易投资保护主义大幅抬头，以规则为基础的全球贸易体系、全球治理体系，正在遭受单边主义的冲击。此次疫情也加剧了上述潮流的抬头。
其次，近年来、尤其是疫情以来，中国在地缘环境上正面临着更严峻的挑战。
再次，作为外部环境的一个关键变量，中美关系日趋紧张，无论近期哪个党派上台，对华强硬的基调不会改变。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并做好充足的准备。
问：全会深入分析了我国发展环境面临的深刻复杂变化，认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在您看来，机遇与挑战出现了哪些变化？
魏建国：过去中国的定位主要是“世界工厂”，中国需要国际市场，在技术上属于“跟跑”阶段。而现在，中国不但是“世界工厂”，更将成为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中国已形成一个以4亿中产阶层为支撑的超大规模市场。目前，美国市场总量为6.9万亿美元，中国去年消费市场已破40万亿元人民币，达到6.4万亿美元，今年有望破45万亿元人民币，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消费市场。未来，全球对中国的依赖会越来越大，中国对全球的贡献也会越来越大。
此外，疫情之后，中国的影响力、创造力、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令世人印象深刻，并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
在技术上，中国正从“跟跑”进入“并跑”甚至“领跑”阶段，新一轮科技革命也将加快这一进程。未来中国有望在云计算、大数据、智慧城市、5G、新材料、医药卫生等领域发挥引领作用，带领世界走出衰退。
扩大中等收入阶层，打造“苹果型”分配结构
问：中国将“双循环”确定为“十四五”时期的一项原则，你怎么看？
魏建国：首先，“双循环”不仅是“十四五”时期、更是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我认为最起码是20到30年——中国经济总体布局的路线图，是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面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一个方向性纲领。
其次，针对当前的国内外环境，中国需要一个更为稳定、安全的产业链和供应链体系，而外部的不确定性带来了很大的挑战，我们不能被别人卡着脖子，要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因而中国注重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但这绝对不是一味只强调自力更生、排斥开放、闭门造车。
再次，国内大循环与外循环不是对立的关系，而是相互补充、叠加、促进的关系。中国是在对外开放基础上推动的国内大循环，国内大循环的增强也将支撑中国推动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广范围的“外循环”。
此外，在“双循环”格局下，“十四五”时期，全球经济可能会加速东移。当前，制造业、科技创新、资本、人才等产业或要素都在东移，有些人说未来将迎来一个“东亚时代”，在我看来，未来可能会迎来一个“中国时代”。
问：中国将扩大内需定位为“战略基点”，这释放了怎样的信号？
魏建国：传统意义上，我们将内需视为平行的“三驾马车”之一，而此次公报明确将内需上升为“战略基点”，这显然将内需放到了更为重要的地位，意味着内需被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
事实上，疫情发生以来，中国消费受到极大抑制，但近期中国消费市场正在快速回暖，这成为中国经济明显改善的一个重要动力。
中国具有超大规模市场优势，这正在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而且这更是未来发展的主要潜力。中国有4亿中产阶层的消费，更有正在不断释放潜力的体量更为庞大的下沉市场消费；中国不但有生产消费，更有正在不断释放潜力的生活消费。
问：中国在培育完整内需体系上还需要解决哪些问题？扩大内需为何要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
魏建国：应当说，中国的市场还有很大潜力没有挖掘出来。首先是高质量的商品和服务供给稀缺，比如医药、教育、养老、旅游、金融等很多行业高端供给严重不足，服务水平较差；同时，低端、无效供给挤占了大量的社会资源，因而中国需要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调整供给结构，通过创新与高质量供给来创造内需。
其次，一些国内大循环还存在着体制机制上的堵点，比如各地对于汽车消费设置了很多限购、限行等措施，抑制了汽车消费，而这又抑制了出行、旅游、餐饮等一系列其他消费，消费是相互触发的。这需要加快改革，打破这些体制性束缚。
此外，中国还需要打通国内大循环的地区分割，降低内部流通成本。比如，中国社会物流总费用占GDP的比重在14.6%左右，明显高于一般西方国家8%左右的水平，而全国统一大市场仍面临着一些地方的保护主义壁垒。
再次，中国需要进一步提高居民收入，完善社保体系，让民众能够消费、敢于消费。因此全会在2035年远景目标中要求，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中等收入群体显著扩大。
很多人建议中国打造一个“橄榄型”的收入分配结构，而我建议应该形成一个“苹果型”的收入结构，即“两头凹进去”。这一方面需要控制贫富分化，更重要的是要大力减少低收入人群，让他们变成中等收入群体。中国正在开展的扶贫攻坚战，已经迈出了第一步。
剑指更高水平开放，开放进入攻坚期
问：在你看来，“十四五”时期要如何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
魏建国：“十四五”时期，中国将掀起一轮以三“更”为特征的新一轮开放，中国将进一步提升开放的广度和深度。
在范围上，中国将进一步推动国际市场的多元化、扩大自贸试验区范围，加快与更多地区与国家商谈自贸区，形成东中西协调、陆海统筹的开放新格局，持续推进“一带一路”。
近期中国与柬埔寨等签订了自贸协定，多个自贸协定仍在紧锣密鼓地谈判之中，9月中国又新增了北京、湖南、安徽等新一批自贸区，中国自贸试验区正式扩围为21个，形成“1+3+7+1+6+3”的格局。
需要注意的是，在过去，中国的对外开放存在东快西慢、沿海强内陆弱的区域特征，而近年来，中国更加注重内陆和中西部开放，逐步形成沿海内陆分工协作、互动发展的全方位开放新格局。
在领域上，开放将从制造业扩大到服务业、农业，形成一二三产业全面开放格局，中国不断缩短负面清单，降低外资准入门槛，推动在文化、教育、旅游、科技等多个领域的开放。中国的开放也逐步从要素型开放向制度型开放、国际规则对接拓展。
在层次上，一方面中国将进一步提升开放水平，打造自贸港等开放新高地——近年来中国开始建设海南自贸港、北京数字自贸区等，都是向更高水平开放进军的重要信号；另一方面，中国的开放也更加注重打通最后一公里，落实到基层，增加民众获得感，近年来持续降低关税、扩大免税购物就是基于这一考虑。
问：全会要求，“十四五”时期要基本形成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如何理解“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这需要解决哪些问题？
魏建国：应当说，近年来中国的开放步伐是在不断加速的：此前，外部压力是打破国内一些改革壁垒与阻力的重要力量，而如今开放不仅是外部的要求，更是中国自身高质量发展的迫切需求。
我预计，“十四五”时期，中国开放的力度将大幅超出预期，未来的开放将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而且开放的速度也将明显加速。这几个“度”，将是中国这个巨人滚滚向前的开放步伐的重要标志。
在形成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上，中国有望进一步缩短负面清单，制定更为细致的外商投资法实施细则，加大外商投资保护，同时破除一系列制约开放的体制机制性障碍。
我有一种预感：“十四五”时期的中国开放一定会遇到更多新的问题，正如改革开放初期一样，很多是我们从前没遇到过的问题。但不必为此担心，因为这说明中国的开放已经触及攻坚的关键时刻，而此刻的每一次突破，都将拓展这个国家拥抱世界的新的可能性边界。
责任编缉：祁国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