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远征：全球疫情持续影响经济政策，城市化助力内循环
作者曹远征，中银国际研究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银行原首席经济学家
以下观点整理自曹远征在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2020-2021）上的发言
本文字数：3078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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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F 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报告》（2020-2021）（后称《报告》）提出了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中国短期宏观经济表现，另一个是涉及长期发展的双循环格局的形成。因此，我就从这方面来做个讨论。
一、全球抗疫的不确定性及其对中国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影响
《报告》的一个鲜明特点是用疫情这个线来贯穿今年和明年的宏观经济表现是以及宏观经济政策安排。这是一个区别于以往年度为主的短期宏观经济的分析框架，因为符合实际，所以抓住了问题的实质，其核心逻辑是疫情。今年抗疫、纾困、经济表现反弹，明年是疫情得到控制，纾困经济政策退出，经济表现平稳。经济表现和政策由此就呈现为一个相对对称的镜像关系。
我十分同意《报告》的分析框架，但与此同时也提出一个疑问：如果疫情持续时间超出两年，更准确的说，即使中国疫情引领的经济表现和政策安排呈现出上述对称关系，但中国以外地区疫情都在持续，它会对中国经济以及政策安排带来什么新的影响？
首先，从目前的情况看，全球疫情仍在发展。如果疫苗不能如期大规模接种，明年有可能仍然在疫情的笼罩之下，甚至还会持续的时间更长一点。这就需要财政货币政策持续宽松，以对冲疫情所导致的经济衰退。这就是为什么美国的货币政策设定是在2023前维持现有利率0-0.25%水平的原因，欧洲也大致是如此安排的。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中国现在疫情控制住了，经济复苏强劲条件下，全球财政货币政策的分化也还会对宏观政策的退出产生牵制。
当前，全球疫情仍在持续，其他国家财政势必要继续扩大开支，并以财政赤字货币化的方式进行融资。开动印钞机的结果将使利率维持在很低的水平上，并使全球流动性过剩。受利差的吸引，会在全球频繁流动。今年以来，由于中国的利率为正，全球资金涌入中国，人民币因此而大幅升值，已经说明了这一点。于是，如果中国因抗疫导致的宽松货币政策过早退出，会使利差进一步扩大，招致更多的资金涌入，不仅会对中国的汇率产生重大的影响，而且也对货币政策安排带来挑战。从这个意义上讲，报告所描述的是基于中国宏观表现的，宏观经济政策，尤其货币政策因而需要正常化。但是，基于全球的情况，受境外疫情的牵制，现有的超常规宏观经济政策，尤其是货币政策仍可能需要维持一段时间，避免利差继续扩大，汇率持续高企所带来的宏观经济不稳定。换言之，宏观经济政策退出的时机、力度等仍需慎重。
其次，随着全球疫情的发展，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的边界开始变得更加模糊，而且引起更大的讨论，也影响到中国宏观调控政策的安排。
众所周知，印钞票支持国债、支持赤字融资，在西方变成了常态的安排。这个常态的安排使20年前开始的非主流的现代的货币理论（MMT）登堂入室，挑战了过去很多的常识。比如，过去财政是量入为出，现在变成量出为入，先看要办多大的事再去找需要投入的资金，如果市场没有充足的资金，就去找央行透支。这改变了中央银行的独立地位。二战结束以后，大家有了一个基本共识——中央银行要有独立性。现在如果财政直通中央银行金库，独立性就不存在了，所以有人把这叫第三种货币政策。第一种就是在利率为正的情况下，中央银行可以影响利率来调控经济，这是正常的。第二种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由于利率降到0，利率工具不灵了，于是开始用央行的扩表、缩表来影响经济。第三种就是现在央行和财政互相融合，财政政策货币化，货币政策财政化。这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在国内也有争论。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上一期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就是讨论这个问题，讨论要点就在于货币政策依然以反通货膨胀为目标呢，还是改弦更张以其他目标为目标？这种争论也使央行的货币政策目标的选择产生了困惑。
针对上述疑问，根据我们的研究，认为货币政策正常化要考虑到疫情仍在全球蔓延的因素，保持足够的弹性，根据境外疫情及抗疫政策的变化，择机渐退，目标只是把超常规的抗疫下的扩张政策改为常规状态下的扩张政策，相应地应容忍汇率的较大波动，并在此基础上推动汇率市场化的进程，为双循环的起步创造新的宏观环境。换言之，宏观经济政策不应仅拘泥于国内经济表现，还应充分考虑因疫情蔓延而导致的宏观经济政策的分化情况。与此同时，鉴于中国的实际情况，货币政策仍应以反通货膨胀为目标，形成并保持经济增长的良好环境。只不过这一目标应由CPI向资产价格方向延伸，并探索相应的调控工具，形成相应的调控机制。
二、提高居民收入构建内循环的主体，关键是城市化
2020年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个转折点不仅有疫情的冲击，更重要的是，中国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础上，开始面对现代化，为此国家制定了“十四五”规划和二〇三五远景目标。今年正好是“十三五”的结束之年，明年是“十四五”的开局之年，短期宏观经济政策与长期双循环格局形成衔接，是明年宏观经济政策的一大挑战。
今年宏观经济“三驾马车”，指标下降最大的就是消费。尽管从三季度开始转变成正数，但势头不强，还没有达到期望的状态，甚至还没有回归到去年的状态。如果消费不能起来，内需就有困难。尽管《报告》中提到，现在外需的增长，可能会给内循环创造一个机遇。但是，本质上说，如果消费不能上去，内循环的主体地位就难以确立。
我们认为，根据过去改革开放40年的经验，除经济高速增长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方面，就是居民收入的持续提高，尤其中低收入群体的居民收入提高。居民收入的持续提高才有市场的持续扩大，才能支持内循环。事实上在过去10年中，我们已经形成可靠基础和经验，即通过城市化来增加居民收入。10年前“十二五”的规划要求形成扩大内需的机制，提出了“两个提高”、“两个同步”。一是提高工资收入的比重，工资收入的增长跟劳动生产率提高相同步。二是提高国民收入当中居民收入的比重，这个比重提高跟GDP增长相同步。所谓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核心指标就是2010年到2020年GDP翻一番，居民收入翻一番。《报告》预测中国今年全年经济增长率是2.3%，我们预测是2.5%左右。如果达到2.5%，中国今年的GDP是2010年的1.97倍。在过去10年中间，中国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基本上与GDP的增速持平，而中国农村居民的收入增长速度是快于GDP增长的，这意味着今年中国居民收入有可能比2010年翻一番。10年中间两个翻番导致了一组新的现象出现，我们经常讲产能过剩等等，但是冰箱、电视机、洗衣机却不怎么过剩，都卖到农村去了，因为农民收入增长了。这个逻辑推下去，未来15年中，中国居民收入增长是至为重要的，2035年远景规划中特别提出2035年人均GDP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同时要让居民收入增长跟GDP增长相匹配。形成居民收入增长的机制和体制，这是转向双循环的关键。
从过去40年的经验来看，中低居民收入的提高措施中最重要的就是要城市化。1978年中国的城市化率只有18%，现在是60%。那就意味着，中间大约有6亿人口是由农民转变成城里人的，而这个转变的过程就是居民收入增长的过程。所以以城市化为纲，建立与城市化相适应的体制和机制，使更多的低收入阶层能在城市定居，能在城市获得收入。这样的话，农民的土地压力也就减小了。包括宅基地在内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获得财产性收入连同在城里的务工收入，会支持农民在城里不仅生活下去，还能有较好发展，进而进入中等收入阶层，成为现代化的市民。
一个基本逻辑是，中国不可能带着8亿农民进入现代化。明年是迈向2035年现代化远景规划的起步之年。起好头、开好局十分重要。从而，农民工的市民化以及包括宅基地在内的农转建设用地入市的改革实施应是明年宏观经济政策考虑中的重要一环。只有中国居民收入，尤其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持续提高，中国市场才会持续扩大，不仅会巩固内循环的主体地位，而且将这一持续扩大的中国市场通过规则等制度性开放为世界所共享，中国就能拥抱并引领全球化，实现双循环互相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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