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问观点｜刘以雷："双循环"如何看，我国西部怎么干？

中宏网综合开发研究院

【编者按】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近日进一步明确"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当前，"双循环"在全国上下特别是理论界和实际工作部门引起了广泛的热议，如何正确看待"双循环"关系到能否有效实现党中央的战略部署。长期在我国西部工作的著名经济学家、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首席顾问刘以雷就如何看待"双循环"，我国广大西部地区如何在新时代发展"双循环"，推进高质量发展形成新格局谈谈他的意见和建议。

刘以雷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首席顾问

新疆大学中国西部经济发展与改革研究院院长

自5月14日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首次提出"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到7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进一步明确"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双循环"成为我国当前以及今后经济发展的战略指导。如何正确看待"双循环"关系到有效贯彻落实国家这一战略部署。当前社会上对"双循环"进行了各种解读，也提出了许多对策建议。我结合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和当前国际国内形势，谈谈对"双循环"的看法，以及"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西部地区怎么干。

总体来说，第一、"双循环"是在坚持全面深化改革，持续扩大开放下的"双循环"，而不是闭关锁国、自给自足下的"双循环"；第二、"双循环"既是意欲已久，也是形势所逼。早在1998年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时，我国就将经济发展的立足点转向扩大内需，20多年来一直朝着这个方向转型。这应该是比较早的提出启动国内循环的雏形，当然这也是为应对危机所迫。由于长期依赖外需拉动经济增长的惯性作用，"扩大内需，启动国内市场"尽管喊了很多年，却并没有切实地很好地贯彻落实。这次受国际国内形势变化特别是中美贸易摩擦升级和"新冠肺炎"疫情所迫，也是不得不实施的战略选择，当然实施的背景和内涵也有所不同。"双循环"尽管是被逼，但也是必须和可行的，可以说是"车到山前""柳暗花明"，既应时代之所变，也符合经济发展长远趋势，具有战略性、前瞻性和指导性。第三、西部地区要遵循中央精神，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放眼国际循环，找准自身定位，补齐短板弱项，更大力度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用好用足政策机遇，谋求"双循环"新格局下的高质量发展。

前有堵截，后又追兵，中间还杀出个"程咬金"，被逼出来的"双循环"

前面我说了"双循环"是意欲已久，那个"已久"，也是金融危机逼出来的，这次同样也是应对变局，被逼出来的。中国经济发展到现在可以说是到了"前有堵截、后有追兵"的倒逼阶段，另外再加上半路杀出来个"程咬金"。什么意思呢？"前有堵截"是指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对我国经济的围堵打压；"后有追兵"是指以越南为代表的东南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对中国制造市场份额的挑战；"程咬金"是指今年一月份以来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无论是对我国内部经济运行还是外部需求环境都造成了十分严重的影响。

首先，谈谈"前有堵截"，即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对我国外贸和高科技进行封堵和绞杀。一是逆全球化特别是中美贸易摩擦升级和新冠肺炎疫情致使我国对外贸易和供应链受阻。特朗普政府发动中美贸易战以来，除了要在美墨边境建一堵墙以外，现在还要把这堵墙放大到整个世界，可以看出目前全球壁垒丛生，可以说是被各种无形的高墙阻断，无论是北美、欧洲还是亚洲，这个问题都非常突出也非常严重，贸易保护主义的得势正在促使全球经济萎缩，对我国制造业企业来说也是不小的挑战。中美贸易摩擦之前的较长一段时间，推动贸易全球化是国际共识，供应链全球化使得每个国家只是供应链上的一环，一个较为复杂的产品要经过多国的多道生产工序。这样能够充分利用国与国之间的比较优势、专业化分工、规模效应等，但贸易全球化对产业链的稳定性和安全性存在较高要求，美国挑起的贸易摩擦以及新冠疫情对全球供应链造成了重大冲击，有些供应链已经断裂或存在较大的断裂风险，如果产业链的一个环节断裂，将会导致整条产业链无法顺利进行，这对企业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因此从供给侧来看，形成双循环格局就是要加大国内供应链完整性建设，尤其是要补足高新技术、核心科技短板，提高供应链的韧性，降低供应链断裂风险。二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对我国高端产业和高技术企业进行封堵和绞杀。科技创新是推动一个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国的产业长期处在附加值极低的全球产业链底部，随着中国人口红利的消失，产业链必将向高端攀升从而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但这引来了现在掌握核心科技的西方发达国家的百般阻挠，目前我国科技产业市场庞大，但高端自主知识产权和发展基础尚显薄弱，对发达国家的顶级技术存在致命性依赖。在如此动荡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影响下，生产完全依赖国际供应链存在较大风险，因此，从供给侧来看双循环就是要构建国内供应链的完整性，尤其是要避免在关键领域被卡住脖子，提高供应链应对不确定性冲击的韧性。

其次，讲讲"后有追兵"，即以越南为代表的东南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凭借低成本劳动力挑战我国世界工厂地位。现在很多国家看到了发展制造业的机会，加大开放力度，争取把中低端制造业引入自己国内，这里面包括越南、印度、土耳其等，可以说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中，他们唯一的优势就是人力成本较低，所以相较于当下的中国更适合劳动密集型产业。在此之前，历史上一共发生过四次制造业产业转移，第一次在20世纪初，英国将部分"过剩产能"向美国转移；第二次在20世纪50年代年代，美国将钢铁、纺织等传统产业向日本、德国这些战败国转移；第三次在20世纪60至70年代，日本、德国向亚洲"四小龙"和部分拉美国家转移轻工、纺织等劳动密集型加工产业；第四次在20世纪80年代初，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和亚洲"四小龙"等新兴工业化国家，把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低技术高消耗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直接促使这40年来中国逐渐成为第四次世界产业转移的最大承接地和受益者。制造业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转移主要是因为"成本"这个永恒的话题，企业生产包括各种成本，有人力成本、土地成本、能源成本、制度性交易成本，也叫全要素成本。以人力成本来说，我国在改革开放之初，人力成本非常低，1995年全国职工全年平均工资为5500元，人均可支配收入4283元，而美国的人均收入大概是在40362（1996年）美元左右，这种巨大的收入差距为国际制造业转向我国提供了沃土。因此，制造业企业通过产业转移来寻求更低的生产成本就成了一个规律。我国制造业长期处在产业链中低端水平，技术含量不高是很容易被更低成本国家替代，特别是当前我国劳动力成本在逐年增加，那些中低端制造业必然会去寻找人力成本更低的地区或国家。

此外，半路杀出的"程咬金"，即蔓延世界持续高发的新冠肺炎疫情给处在下行中的我国和世界经济雪上加霜。WTO预测全球经济增长为-2.5%到-8.8%。但是全球出口下降幅度将达到-17.1%到-40.9%；进口下降幅度为-14.5%到-33.8%。所以，全球贸易下降幅度，远远高于经济增长的下降幅度。迄今为止全球疫情还没有得到有效控制，医学界有预测认为疫情还可能在今年秋冬季卷土重来，世界经济复苏之路将十分艰难，新冠肺炎疫情以及不明朗的世界经济形势给中国经济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必然会影响到我国国际经济循环以及国内经济复苏，也对我国产业链基础造成冲击。目前我国面临高端技术产业转移到美国，低端产业转移到东南亚的趋势，作为"世界工厂"和全球最大的贸易出口国，在世界经济持续低迷的大环境下，我国面临巨量产能无法转换为有效需求的难题。经济转向国内循环面临前有狼、后有虎的危机局面。我们要转变经济发展策略，做好低、中、高级产业形态的平稳过渡，实现制造业升级，重组疫情冲击下的破碎产业链条。

单纯依赖投资驱动和外需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到了难以为继的境地，转型发展，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已成为必须

我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完成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进入21世纪新常态时期，我国又站在了第二次转型的十字路口。美国金融危机以及由此引发的全球经济衰退，终结了中国过去依赖出口和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在外需不振、生产成本上升的压力下，以及产能过剩、结构失衡等现实倒逼机制下，中国经济必须为未来培育新的驱动力。

因此，从国内角度来看，我认为主要推动"国内经济大循环"的原因,一是出口导向型经济"外循环"模式风险加大，必须构建内部大循环。由于大部分中国出口产品在全球产业分工中仍处于低端，中国从出口导向模式中分享到的全球化红利越来越少，经济"外循环"模式的系统性风险过大，受国际市场变化的影响较大，容易给国内的外向型企业发展、就业和社会稳定带来潜在的风险。

二是投资驱动主导模式乏力，必须依靠投资和消费协调发力。在中国经济起飞阶段，投资主导型经济模式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其副作用就是各地的重复性建设以及相关产业扩大规模后的产能过剩和产业结构失衡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在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投资和出口的作用在增强，投资对GDP贡献率常年保持在40%左右，有几年甚至超过了50%，而世界上多数国家同等发展阶段的投资率都在22%-40%之间。与此相反，我国消费增长率却在下降，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明显偏低。消费投资比严重失衡。当前，国内制造业普遍存在的产能过剩问题，需要通过产业升级和扩大内需，实现国内大循环来解决。

三是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必须促进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型升级。首先是劳动力成本上升。以廉价劳动力为相对优势的"人口红利"消退；其次，人口老龄化问题，不仅增加社会负担，还预示着中国充足供给的劳动力格局将逐步消失；最后，近几年，东部地区频频出现的"用工荒"，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缺劳力，知识密集型企业又缺人才。这将对加快产业结构调整、经济转型升级形成倒逼机制。

四是资源环境约束增强，必须转变发展方式。首先，经济的快速发展对资源环境承载力的需求量不断增加，而资源环境承载力的供给量在短期内难以满足经济快速发展的需要。其次，党的十九大提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新环保立法、中央重拳整治环保突出问题、实行能源和水资源、建设用地等总量和强度双控行动等强力措施陆续推出，对传统低端粗放高耗能、高污染、高排放产业形成硬约束。再次，在能源上，由于粗放的发展方式和能源结构，近年来我国原油、煤炭等消费量的绝对规模和在世界总量中的占比都持续上升，新增需求规模占世界比例则更高。由于中国自然资源相对匮乏，这类能源产品的对外依存度相对较高，很容易被能源通道扼住咽喉。

我国超大的市场规模、优势互补的区域经济和超强的新老基建能力，为"双循环"特别是国内循环提供了支撑

能够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主要有以下支撑：首先是中国具备世界上最大的市场规模；其次是我国幅员辽阔，文化多元、资源丰富，各地区比较优势皆有不同，通过区域优势互补能够形成内部共赢的新格局；再者"中国互联网+"与基础设施建设为我国跨区域之间的经济合作提供高效、便捷的支撑。

一是中国超大的市场规模为国内市场大循环提供了想象空间。具体有以下几方面，首先从劳动力的数量来讲，我国有超过8亿的劳动力，这个数字放眼世界超过了所有发达国家劳动力之和，而且我国中等收入人群超过了4个亿，也是世界上最大的中产规模。除此之外，我国2020年毕业大学生874万人。我们每年的新出生的人口也达到1500万，单从数量上来看，我们每年的新出生的人口就会超过1个中等规模的国家，即便我国面临老龄化难题，但是我国的青壮年的人数，是远远多于其他国家的总和。其次，我国制造业规模更是世界首屈一指，我国的制造业增加值现在达到了4万亿美元，等于美国、德国和日本三国之和。目前我们具有全产业链的制造业体系，并在220多项工业产品当中我们有多项质量、产量是世界第一。最后，中国拥有超大的消费市场规模。巨量的人口规模本身就是消费的潜力所在，中西部欠发展的地区也是待挖掘的需求潜力。

二是梯度发展的地区经济可以形成优势互补的内部共赢格局。打造形成一个内部分工和专业化的雁行模式，按梯队特征逐步升级。我国经济总量庞大，有中央政府的顶层设计，不同省市经济发展阶段、资源禀赋与比较优势不同，未来借助各城市群不同的定位和分工，以及各城市群对三四线市场的辐射，可以形成一个统一的内部大市场。逐步降低"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比重，避免加工贸易目前受需求端和供给端双向挤压。

三是互联网基础和交通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为国内市场大循环提供基础支撑。根据2019互联网趋势报告显示，中国互联网用户占比全球第一，是世界上排名第二的美国和第三的印度两个国家的总和，并且中国互联网的用户数量近几年有了很大的增长，不仅传统的电脑端用户在增长，还有移动端用户的增长。自2015年开始，中国首次提出"互联网+"行动计划，鼓励互联网企业更加积极地与实体经济融合，推进"互联网+"是经济转型的重大契机。以互联网+零售行业为例，2018年中国网上零售额突破1.253万亿美元，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的贡献率达到45.2%。依托于"互联网+"，优质信息资源也迈入共享时代。从2016年到2019年，中国在线教育用户规模及使用率持续增长，截止到2019年，其使用率达到了27.2%。

中国互联网之所以能够快速发展，是因为重视基建投入。未来十年，中国将会不断升级互联网经济所依赖的公路、铁路等基础设施水平，缩短人流、物流、资金流的跨空间流动成本。2016年中国工信部发布《信息基础设施重大工程建设三年行动方案》，其中互联网相关的基础设施项目共92项，投资额高达1253亿美元。同年的电信业改革，开启了宽带网络的大门。大规模的基站建设为互联网经济打下了坚实的网络基础。全面5G时代，中国的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技术更新、终端推广等各方面都将进一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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