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体雁：发现新时代西部新优势，建立现代化特色产业体系

本文为2020年7月12日下午在中国区域经济50人论坛第16次专题“西部大开发 新时期  新格局”研讨会上的特邀嘉宾发言。现本网予以全文刊发，与网友共享。

各位专家好，感谢大家给我一个学习和交流的机会。我发言的题目是“发现新时代西部新优势，建立现代化特色产业体系”。

新时代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变化，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新技术、新业态、新需求的涌现，以及人口和产业进一步从西部地区向沿海地区转移导致西部地区人均资源禀赋的变化，这些新趋势新动向为我们重新发现新时代西部的新优势、发展别具一格的现代化特色经济体系，提供了新的机会。新时代中国西部“地理大发现”可以从如下四个方面入手。

第一，创新资源观，发现新时代的新资源和新价值，发展现代化特色资源经济。随着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的改善，技术的进步，需求的升级，特别是人口大量转移到东部以后，西部的人均资源禀赋进一步增加，使得西部地区山、水、林、田、湖、草、光、沙等各种自然资源整体都在“升值”，从传统生产条件下无法有效利用的潜在“经济资源”转化成为新时代的“新生产要素”，进入人类经济大循环。我们可以充分地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IT）和生物技术（BT），发展新林业、新农业、新牧业、新草业、新水产业、新沙产业、新能源、新材料等现代化特色资源经济，我称之为“新资源经济”。与煤炭、石油、钢铁、有色金属等传统资源型产业“易枯竭、难持续、人地关系矛盾尖锐”等特点大不相同，“新资源经济”具有规模化、集约化、绿色化、产业化和报酬递增等特点。发展新资源经济，是将绿水青山转变成为“金山银山”的必由之路。

我举三个新资源经济的成功案例。第一个是贵州的贵阳，它找到了自己独特的地区性“小气候”在互联网时代的新价值，成功地发展成为中国“数据中心之都”和大数据产业高地，使“大数据”成为贵阳的一张耀眼的产业名片和城市符号。第二个案例是广西河池市的环江毛南自治县，全国唯一的毛南族自治县，今年5月刚刚退出贫困县序列，毛南族实现整族脱贫。环江全县38万人口，常驻人口只有28万人，但是却拥有近五千平方公里的土地，其中，森林面积为 352.16千公顷，森林覆盖率达78.39%，户均林地超过30亩，人均森林面积和木材蓄积量在广西名列前茅。在国家林草局系统33年的联席帮扶下，环江找到了其“生态系统生产力价值”，走出了一条将林权改革、退耕还林、石漠化治理、珠江防护林建设和现代林业经济发展有机融合的生态扶贫新路子。习近平总书记对毛南族实现整族脱贫作出重要指示：“得知毛南族实现整族脱贫、乡亲们生活有了明显改善，我感到很高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民族都不能少。”第三个案例是广西的巴马县，世界著名的长寿之乡，找到了当地独特的水、土、气、地磁等要素组合的“生命价值”，发展现代长寿产业。

第二，创新知识观，发现地方性知识的全球价值，发展西部特色的高新技术产业。所谓地方知识就是人们长期生活在一些特定的地理环境所形成关于如何适应当地环境、如何利用当地资源的一种独特的知识。中国西部地区的地方性知识是非常独特、独到而又丰富的，为西部地区发展特色高新技术产业提供了非常良好的条件。我举几个例子。比如西部地区的民族医药，从种植、储存、加工到诊疗，具有明显的地方特色和优势。奇正藏药是西藏林芝地区的一个上市公司，依靠独特的地理环境种植藏药，通过传承、挖掘和创新传统藏药知识，打造全产业链藏医药企业集团，形成藏医药产业集群和产业生态系统，推动藏医药产业现代化，让古老的藏医药在现代社会发挥更大的价值。此外，西部地区有很多关于干旱地区如何进行节水的知识，在高寒地区如何进行生存的知识，在沙漠地区如何利用沙子、发展沙产业的知识。还有建国以后大量的三线建设和国防工业的布局，使这些地方的人们在军工、军事方面的地方知识也是非常强的。我认为，这这些独特的地方知识对于我们谋划布局十四五期间西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第三，创新区位观，发现西部的新方位，发展以我国为主的、包括我国周边地区在内的国际化的新产业链、新供应链和新价值链。地缘政治格局和交通格局的变化使原来处在边缘性区位的城市和地区，逐渐变成了新的“中心性区位”的城市和地区，从而为这些地方发展现代化的服务业和布局新的产业链提供了条件。我这里举两个例子。一个是贵州的贵阳市，现在已经有了4条高铁通车，未来还将新建4条高铁。以前贵阳在人们印象中是一个比较边陲的、边缘的、遥远的城市，但是它现在已经成为我国西南地区的区域性中心城市和交通枢纽城市，这就必然影响很多跨区企业在贵阳进行选址布局，推动了贵阳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还有一个案例，就是广西的百色市。百色原本是一个很遥远、很偏僻的城市，但是随着西南出海大通道的建设以及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一体化，百色正在发展成为中国-东盟边界地区的重要的专业性国际城市、门户城市和新兴的铝业之都。

第四，创新距离观，发现产业转移新空间，推动沿海加工贸易产业集群整链整群地向西部转移，在成渝双层经济圈、关中城市群等条件的地区发展转移型、接续型的大规模产业集群。航空经济时代、高铁经济时代、互联网经济时代的来临，极大地压缩了经济的时空距离，改善了生产和运输的成本结构，正在快速崛起的中国的跨区企业和跨国公司可以把包括西部在内的更大的地理范围作为产业链布局的“新空间”。一个非常经典的案例就是重庆，黄奇帆市长讲了“五个故事”，推动了东部沿海加工贸易产业向重庆整链整群转移，将重庆发展成为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笔记本电脑产业集群之一。

最后，我提出新一轮西部大开发的政策建议，即发现新举国体制优势，讲好新时代新西部新故事。具体包括四个方面的建议：

第一，产权大改革。西部地区应进一步推动产权改革和要素市场建设，要允许西部地区探索建立比东部地区更加宽松的产权制度，比如，能否对于西部地区的山水林田湖草光沙等自然资源给予更长时间的承包权、租赁权、使用权，推动社会资本在西部地区形成更加长远的投资预期。另外，要建立西部自然资源市场，建议在青海、贵州等地方设立山水林田湖草光沙等专门性或综合性的自然资源市场，通过对交易标的物的标准化、数字化、证券化以及有效的市场设计，促进西部地区丰富的自然资源和生态资产进入现代市场体系，使它们不仅能够得到严格的保护，还能得到不断地增值，在交易过程中实现最大价值，找到最佳的变现和盈利途径。

第二，人才大对流。要根据西部地区的人才区情，探索建立一中“对流型”的人才流动体制。未来十年、二十年中国人口和人才流动的总格局是，人口和人才都将进一步从西部地区向东部地区转移，这一趋势至少目前看来是无法改变，无法抗拒的。我们研究发现，即使是成渝双城经济圈这样的西部增长极，它占全国的人才比重在过去十年也是下降。不过，国家和西部地区的各级政府应研究制定特定的人才政策，在不改变人口、人才总量相对下降总趋势的前提下，促进与西部地区独特的自然资源、独特的地方知识、独特的特色产业密切相关的人才往西部地区流动，形成一种“对流型”的人才流动格局，推动西部地区特色经济体系发展。一是要建立“西部人才交流制度”。国家建立专项资金，资助每年100万名西部地区的党政干部、企业管理人员、技术骨干到东部地区对口单位进行挂职交流，促进东西部人才对流，提升西部的核心人力资本。二是要建立“西部大开发国民自愿服务制度”，要求任何一个未有兵役经历的中国公民在一生之中至少要有1至2年时间在西部地区从事义务服务，否则就不能享受国家基本公共服务和国民待遇。三是要进一步提升“大学生和研究生西部计划制度”，给西部地区的同学，特别是那些要回西部工作的同学，在读研究生、读博士生等方面提供更多的机会，厚植西部地区后备人才库。

第三．乾坤大挪移。根据杨开忠教授所提出的“西部格局不经济理论”，进一步推动西部生产力布局和城乡空间格局的优化。在有条件的地方，特别是沿着西南出海大通道、“一带一路”大通道等若干大通道，加快推进城镇化和都市区化建设，实施点轴开发，促进形成若干重要的城镇走廊。我们调研发现，广西很多地方城镇化水平很低，城镇化动能非常强劲。所以，我强烈建议，国家自然资源部要给他们更多的建设用地指标，以“空间”换“时间”，以“增量”带“存量”，给予这些相对落后的地区更大的“空间”，让它们在在目前的经济技术水平下实现城乡空间的“大转换”“大挪移”。

第四，精益创新。由于种种原因，西部地区没有办法像东部那样大规模、大速度、大推动式的工业化和城镇化，也很难形成集中连片、成组成群的大型创新基础设施、大科学中心、“创新极核”和“创新连绵区”。因此，我建议，西部地区应锁定自身具有优势的特色资源、特色产业、地方知识持续地进行专门化改进，充分地利用5G等新基建带来的机会，积极融入到国家和全球创新网络，沿着专门化的产业技术路线图，“少而精”地开展创新，走一条精益创新的创新驱动发展道路。事实上，我们了解到，近年来欧盟诸国根据其创新国情正在制定和实施“聪明的专业化”战略。这种创新战略也是非常符合我国西部地区的创新区情的。

总而言之，我们应该在新一论西部大开发中进一步挖掘西部特色，走出中国特色的西部开发道路，讲好新时代新西部新故事。谢谢！

作者简介：沈体雁，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首都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北京大学城市治理研究院执行院长，中国区域经济50人论坛秘书处成员。

（来源：论坛工作执行小组秘书处 2020-0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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